追求幸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如何实现我国国民幸福的最大化，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重要职责。社会转型期人的幸福感相对较低，未来中国的发展，要加强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

    幸福，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话题，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也带来了对幸福图景的再次审视。日前，一份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显示，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反而较低。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财富快速增长的时代，我们的幸福为何难以同步提升？现实中又有哪些因素淡化了我们的幸福感？

    “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面对未来，我们怎样获得更多的幸福？这当中，政府有着怎样的责任？社会将沿着怎样的路径去追求幸福？普通人又对幸福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期许？

    本期“时事观察”，让我们一起品味和讨论“幸福”。

    经济增长转化为幸福感需要条件

    幸福是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可以使人感到更幸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与人们的幸福感往往是正相关的。

    这种相关却是有条件的。总体而言，收入水平高且分配相对公平的国家，国民幸福指数也会相对较高。尤其是当收入水平起点较低时，人们的幸福指数会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但是，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幸福感与GDP增长的关系逐渐呈弱相关状态。从国外经验看，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后，收入增长就不一定能够导致幸福感的增长。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国民收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持久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同比率的持续增长。

    必须承认，某些情况下经济增长本身无法直接增加幸福，甚至其过程会带来痛苦。原因在于，这一阶段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迅速发生变化，且尚未来得及合理调整，而人们又很难迅速适应由变化所造成的落差。因此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的幸福感，通常都会明显低于生活在社会转型前和转型完成后的人。

    找出幸福“最大公约数”是政府职责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生态赤字的人口大国。6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人力资源大国、科技实力大国、经济实力大国和综合国力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社会财富极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但是我国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此得到同比例的大幅度提高。固然制度的变革以及经济的增长会极大地提升我国国民的幸福感，但今天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诸多民生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国民的幸福水平。

    客观地讲，幸福是一个多元的概念，是人的灵魂与外在世界契合程度的度量。幸福体验对于每个人而言，是具体的、专有的，而个人也很难影响和改变外界环境；但从国家的角度看，个人幸福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国家和社会负有更大的责任。

    追求幸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如何实现我国国民幸福的最大化，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重要的职责。因此，找出人们幸福的“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地实现最多数人的幸福应当作为现代公共管理重要的原则之一。国家需要强化有助于人们产生幸福感的条件，消弭不利因素，不仅包括帮扶弱势群体、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提供完善服务，更包括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分配机制安排，并为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经济转型要与社会转型良性互动

    从深层次来看，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人，是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自由和发展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和利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形成人的发展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和谐统一和相互促进，才能真正有效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

    而以人为本正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并且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就是人民幸福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只是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而是各个领域的多元发展、共同发展、 互补发展，是十几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要创建的经济发展、政治文明、 人民富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安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

    如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我认为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后，应具有第二次转型思路，即未来中国的发展，要把社会转型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要加强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转型必须放弃GDP挂帅的思路，充分考虑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要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导下，发展蓝色经济、海洋经济；要在低碳经济模式下，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推动中国的绿色革命。

    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科学地分析发展动因、发展因素及发展效率，充分考虑自然发展成本和社会发展成本，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从名义福利最大化向净福利最大化转变，从根本上真正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让每个中国人每天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链接】

    伊斯特林悖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通过研究发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的不一致性问题，即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均出现了这种“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亦称为“财富悖论”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只顾物质利益，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对于快乐幸福社会发展路径的偏离。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社会发展仍然以GDP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时，国民幸福指数也就难以提升，“财富悖论”现象就形成了。

    国民幸福指数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财富的标准，那么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国民幸福总值，或称国民幸福指数）则是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由于幸福感因素的复杂性，在形形色色的国民幸福指数测量中，至今还没有达成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测量模式。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如不丹、法国、澳大利亚、泰国、英国、日本等，已采用各自的“幸福指数”分析社会发展程度。从世界趋势看，幸福指数正与GDP一起，日益成为评估社会进步与和谐的重要参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