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委党校副校长 刘士洋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温家宝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会议明确了我国下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必将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继续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迈进。

十七届五中会会召开的背景

·“十一五”中国经济增长领先全球

 “十一五”是中国经济极不寻常的5年，在国际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以及旱灾、水灾、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次第发生的情况下，我们走过了跌宕起伏的道路，共同经受了空前严峻的挑战。这5年，中国经济既有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格局，亦有高增长高物价的过热场面，更因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遭遇了经济急速下滑、通胀和通缩轮番登场的考验。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2010年虽然还未落幕，中国经济“十一五”实现新的跨越业已基本定局。从2006年到2009年，“十一五”前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11.4%，比“十五”平均增速9.8%加快1.6个百分点，比世界同期水平快8.2个百分点。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又实现了11.1%的增长。

 走过5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2009年我国GDP居世界的位次由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5%，比2005年上升3.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4万亿美元和6.9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钢、煤、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经济的分量在加重，中国经济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9年，中国全年GDP增长达到8.7%，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战斗中率先实现了总体回升向好。中国动力不仅驱动着中国经济，更传递到世界经济中。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当之无愧地成为2009年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2072.7亿美元，是2005年的1.5倍，世界排位从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

 走过“十一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在又好又快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第一产业稳定增长，“十一五”前4年平均增长4.6%，比“十五”期间3.9%的增速提高0.7个百分点，粮食在40多年中更首次实现了连续6年增产。第二产业2006年到2009年达到年均增速12%，比“十五”的10.8%提高了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前4年平均增速为12.4%,比“十五”的10.5%提高了1.9个百分点。2009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4%，比2005年提高了2.9个百分点，比“十五”期间多提高1.4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2009年，中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27.3%，比2005年提高5.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22.1%，比2005年提高2.2个百分点。城乡统筹迈出坚实步伐。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6.6%，比2005年提高3.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

 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5年中，人民生活也得到持续改善。就业规模持续增长，从2006年的7.64亿人增加到2009年的7.7995亿人。从2006年到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在“十一五”开局的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结束了持续了2600年的种田交税历史。此举为“十一五”期间中国农民减负增收开了个好头，再加上近年来财政对农民不断增加的各种补贴，以及城市经济保持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使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从2006年到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长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3个百分点。在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05年的36.7%下降到2009年的36.5%，农村居民家庭由2005年的45.5%下降到41.0%。私人汽车拥有量从2006年的2333万辆，增加到2009年的4575万辆。移动电话用户从2006年末的4.6106亿户，增加到2009年末的7.4721亿户，今年上半年更突破了8亿户。

·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遭联手围堵

 中国正在加速崛起，老的挑战发生新变化，新的挑战层出不穷，均需以新思路与大战略提纲挈领、统筹应对，寻求开创大国崛起新路径与新境界。

 对中国国际定位的中外认知“落差”。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外界日益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大国”、“世界强国”，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对此，应明确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身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适度充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承担“大国责任”量力而行、权责对等，防止被外界“忽悠”与“误导”。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如何两全。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其中一个方面，外界更一再“误读”中国对外战略取向。对此，应妥善兼顾二者，使之浑然一体，加以辩证运用与创新发展。

 大国“聚焦”中国崛起，大国战略竞争加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被第二”，受到“老大”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猜忌与联手围堵。大国战略竞争向“高边疆”与“新边疆”(太空、海洋、极地、网络等)拓展，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增大。对此，应保持低调，广结善缘，均衡发展与各大国的关系，尽量少成为“焦点”，妥善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新态势，强调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

 周边乱局持久化对中国构成冲击与战略牵制。周边多个国家持续动荡，大国在中国周边的地缘角逐加剧，“热点”与“难点”积聚发酵，中国周边安全与和平稳定面临长期严峻挑战，中国崛起恐将长期受制于周边乱局，存在着“龙困浅滩”的风险。对此，应加快完善“大周边”战略，切实以周边为对外工作的“首要”，加大投入与介入，强化危机管理，确保地缘战略利益与沿边和平稳定。

 参与全球治理与维护国家主权的两难。全球性挑战迅速上升，全球治理成为世界潮流，中国的主权面临多边合作与国际机制的侵蚀渗透，传统的“绝对主权”似乎行不通。对此，应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能否以“相对主权”与“合作性主权”取代“绝对主权”与“对抗性主权”，稳妥参与全球治理，有效维护与实现国家“核心”主权和独立自主。

 国防现代化频遭外部阻力。一方面，国际安全新形势需要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加强海、空、天与网络力量建设。但另一方面，中国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极易引发外界疑虑与“反弹”、“反制”，乃至诱发或陷入军备竞赛。对此，应务实、扎实、稳妥地推进军事现代化，切实提升军事威慑力与实战力，自主适度增加军事透明度，扩大军事外交，增加军事互信。

 地缘战略重心及海洋战略重点难以把握。中国在西线内陆与东线沿海两大“战略方向”均面临严峻挑战，“陆权”与“海权”需要有效兼顾。同时，海洋方向在近海与远海均存在威胁，需要厘清主次轻重。对此，应在坚持“东西兼顾”与“陆海并重”大原则的同时，既要经营好西线与内陆方向这一“战略大后方”，又要对东线与海洋方向加大投入，尽快弥补与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在开拓海洋方面，宜采取“远近结合”、“远虚近实”、“远交近和”策略，远海以“务虚”(维护通道安全、军舰护航与打击海盗等)为主，近海以“务实”(捍卫海洋国土、维护领土完整、资源开发等)为主。

 国际经济竞争加剧与资源能源“瓶颈”。面对这一轮金融危机，主要大国纷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新能源、绿色、低碳、环保、网络等投入，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争夺新兴产业标准。国际经济结构失衡面临“再平衡”，中国出口与人民币汇率备受挤压，对华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上升，中国对外能源资源依存度居高难下。对此，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开发新能源，稳步减少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对外依存度。

·金融危机致出口型经济出口乏力
 
  2007年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令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几十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剧烈，最主要是对出口的巨大影响。经济结构诸项指标因此达标困难。而且，国民经济被动出现结构性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必然议题。

　　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数据，中国经济增速从2001年的8．3%，到2007年冲高到13%，增量部分的超60%来自出口拉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艰难“保八”，产生拖累作用的也正是立时冷冻的出口。

　　“接下来的五年，外需将长期低迷，从外需转向内需，将是必然选择，这已是各界共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但如何转，转变的抓手是什么，似还处于争论当中。“要扩大内需，首先提到了消费，但消费多年来的增长并未明显提速，还有基数较低等问题。”王一鸣认为。也正是因此，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灰色收入规制等问题才会愈演愈烈。

·政治体制改革目前无实质性突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称，应大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十二五”改革，以实现促进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比较而言，‘十一五’政府转型尚未取得重要进展。在‘十一五’规划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行政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尚未有实质性突破；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有所强化。”而这些都需要在“十二五”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率先突围。
 
  “十二五”将从围绕若干重点领域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攻坚。

　 首先，进一步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提高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权威人士指出：当前投资和消费增长较快，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作用的结果。扩大内需，最终要靠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的改革中，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近年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关系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状况，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

　　权威人士分析：要尽快扭转收入差距过大趋势，逐步形成中等收入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因此，将会加大税收在二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从现在开始到“十二五”时期，要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健全财产税制度，有效调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此外，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税费制度。

　　其三，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城镇化。

　　其四，创新多元参与、平等竞争的公共服务体制。

　　权威人士指出：当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原因在于“政府责任不到位和包揽过多并存，该管的没有管到位，该放的没有真正放下去，发挥市场机制、社会组织和民间资本的作用不够，活力不足。”“在公共服务中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权威人士认为，社会需求是多层次和多样性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应该区分“基本”和“非基本”。政府保障的是“基本”。“非基本”部分能够由社会和市场提供的，要切实交给社会和市场，政府履行好监管责任。

·工资上涨长期滞后 劳资冲突加剧

　　最近，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相关课题组指出一个怪现象：一边，国内企业拼命压低工资成本；另一边，向外国缴纳巨额反倾销税。

　　商务部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案最多的国家，中国产品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欠发达国家，在其他廉价劳动力大国，同样不断遭遇反倾销。

　　来自广东省公平贸易局的信息显示，目前我国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有六成是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如印度、埃及、菲律宾、泰国、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越南等。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已累计对中国发起近80起反倾销调查。

　　当印度裁决对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征收售价247%的反倾销税时，主要出口厂家广东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

　　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企业初次分配问题，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采访调研，接受采访的企业普遍要求：劳动报酬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行政干预。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以此为理由，放弃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分配过度向企业倾斜，一线工人工资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有专家指出，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劳动力价值市场机制失灵。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行政手段，调整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格局，实现“提低”的战略目标。

　　提高企业一线工人工资，是收入分配领域“提低”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领域，流行这样一个观点：劳动力价格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该行政干预；企业招不到工人，自然就会加薪。

　　但记者采访发现，即使是在“民工荒”期间，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实质性提高。由于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格局并未改变，加上我国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劳动力市场机制存在失灵现象。

　　“民工荒”最早在2004年进入公众视野。六年来，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每年春节过后，媒体上都有一轮关于“民工荒”的热炒，报纸上充斥着“企业加薪抢民工”之类标题。但来自各方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仍然以每年一两百元的速度蜗牛般往上爬。这一点增长，实质上只是政府定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结果。

　　江苏省张家港市统计局副局长陈建康说，现在每季度搞一次农民工收入抽样调查。今年一季度的抽查结果，一线工人月收入1500元，比去年增加100多元。

　　江苏省昆山市牧田(中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任照成说，“民工荒”只是使企业招工成本高了。企业各出奇招，奖励老员工带来新员工，对夫妻、全家同来实行补贴，许诺报销春节返乡车票、生日贺金、派车到车站“抢人”，等等，但就是不触及底线：企业依旧坚持以最低工资标准给工人发工资。

　　江苏省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说，劳动报酬都是行业内互相参照的，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劳动都不值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机制确实是失灵的。一些企业之所以单一强调“让市场经济说话”，是因为他们30多年来独享了市场机制的“好处”，是缺少良心的表现。

　　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钢铁集团副总经理吴惠芳说：钢铁企业年销量几百万、上千万吨，每吨挤出几块钱给工人，不是什么难事。企业加薪，首先要算的是良心账。

　　有的企业透露，生产成本里面，有些企业的人工成本只占10%～15%左右，效益好的企业，5%都不到，“我们企业10%以内”，加薪的空间，哪个企业都有的，只是愿不愿意加的问题。

　　“企业分配合理不合理，谁最有发言权？当然是分钱的人嘛！”广州的一个企业主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工人只要还愿意来上班，就说明他们对工资是满意的。财富当然要集中在富人手里嘛！企业的利润要拿来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把利润都给了农民工，农民工能为国家做什么？”

　　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官员说得最多的，一是社会保障，二是扶持创业。但对于如何提高广大职工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无能为力，甚至是淡漠。相反，个别地方政府依旧打出“营造劳动力成本洼地”的招商口号。

　　进入2010年，某某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让人感觉“提低”捷报频传。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间隔时间长、调整幅度小，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呈现越调越“低”的格局。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最低工资标准应当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应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

　　广州市总工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广州市从1993年9月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17年来，总共调整了8次，平均2年一次。间隔最长的一次是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相隔整整四年，标准从450元提高到510，增幅为60元。调整幅度最小的一次是2004年12月，相隔两年，剔除社会保险缴费等工资结构调整因素后，实际只增加了59元。17年间，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了2.44倍，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了6.48倍。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从当年的47.8%，一路震荡下行，2009年降至21.96%。工人的工资与广州经济水平的距离越拉越大。

　　最低工资标准越调越“低”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国内31个省会市、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均远远未达到国家要求。超过社会平均工资30%的，只有济南、昆明、天津，分别是34.66%、31.54%和31.18%，其余均在30%以下。

　　几省区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名义上，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协商确定。但企业方没有规范的合法代表，通常就由政府选取“企业家联合会”之类的民间机构来代表。这些机构，在企业界并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工会基本上不掌握企业的整体盈利状况。因此，难以有理有据地提出明确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政府出方案。而政府方案的基本依据就是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再参考物价指数等。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提高工资的阻力在地方政府。一些政府官员观念未变，还是以牺牲工人利益来换取地方财政、换取发展。

　　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应该由一个部门测算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工资多少才能满足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以此为依据制定出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的张家港，我认为月薪至少应该达到3000元，900多元工资真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不能对这种状况视若无睹。”

　　江苏省昆山市副市长朱兴农说：国家应该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立法，全国统筹协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放权，各地区就会“比低”，谁率先提高谁是傻瓜。

　　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政府、工会、企业三方代表开一个闭门会议，事关千万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大事，就定下来了，还不如有线电视收费、自来水价格听证会来得公开透明、论证充分、公众参与度高。

　　江苏省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张海涛说：现在资本的稀缺程度已经大大下降了，许多地方把“招商引资”改称“招商选资”。地方政府会对引进项目在环境、规模、产业、行业等方面设门槛。今后，也应该从就业、工资收入上设门槛。压低工人工资的血汗工厂，跟牺牲环境的污染企业一样，应该被挡在城市招商门外。

·房价猛涨多年 调控屡屡失效

1998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业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也大大改善了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10年来中国新建住房65亿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28平方米。但2004年以来，随着土地出让方式的变化等原因，各城市房价开始快速上涨。2007年，由于房价涨势太猛，深圳每周就会发布一次房价涨幅；在北京，当年6月份一月之间北京房价上涨了20%。在厦门与郑州，甚至因房价高出现了有市民居住在集装箱中和自挖的地下室里的个案。　

　　过去的一年，房价在人们的犹疑与观望中继续上扬。官方数据显示，今年1-7月，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均价为每方米3.4万元人民币。房价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住房和房地产业，一直存在房价上涨过快(含房价过高)、投资增长过快和大套型住房比重过大三大突出问题，房价上涨过快则尤为突出。”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包宗华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政府及时地发现了这三大突出问题，并于2003年开始，拉开了房地产调控的序幕。“遗憾的是，国务院的调控要求没有很好地落实。直到2009年和今年初，一些城市的房价仍在猛涨。”包宗华说。过去7年，不少城市房地产调控“雨过地皮湿”，搞成了“空调”，搞成了“调涨调涨再调涨”。　

　　去年末至今，国务院连续采取措施，并以今年4月发出的“10号文”为代表，把住房问题提到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高度上。9月末相关部委的新一轮调控，进一步细化了“10号文”的内容。包宗华认为，“调控新政”决不能再重蹈“空调”的覆辙，不能再因调控会带来一定幅度的房价下跌和建设规模缩减而犹豫动摇，而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切实地把宏观调控的要求落到实处。　

　　中国政府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包括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土地、财税、金融政策，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引导市场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促进形成合理的住房供给结构，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等多方面。如住房保障建设初显成效，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解决800多万户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开工410万套，占年度计划的70%。　

　　值得关注的是，本轮调控除了运用市场机制的手段，还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力度，对省级人民政府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进行考核与问责。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要进行约谈，直至追究责任。温总理在国庆招待会致辞中再次强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保持房地产价格的合理和稳定，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
 
二、公报解读

 ·科学发展：“十二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题

　　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引人注目地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这是《建议》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也是时代的要求，事关“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

　　发展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潮流，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本质要求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央党校副研究员郑权说，发展不同于增长，绝不能只看速度快慢、规模大小、一时得失。发展如果不科学，路就会越走越窄。我们所谋求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全会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方向。

·“五个坚持”：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全会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这样的新要求。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全会用“五个坚持”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出了明确部署。

“五个坚持，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定了明确的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指出。

　　围绕“五个坚持”，全会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目标——

　　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解决全球失衡问题。”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说。

　　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理由相信，中国必将迎来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新局面。

·主要目标：勾画“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新蓝图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全会对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明确定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过去五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实施正确而有力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全会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明确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这是一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我们党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行动纲领。目标清晰，催人奋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说。

·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会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了新的要求。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十一五”期间，无论是经历经济的“寒暑”，还是直面灾难的冲击，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的五年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５０多次会议，其中许多议题涉及经济、民生问题。

　　全会对中国进一步推进“民生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目标——

　　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所谓发展不是简单地看ＧＤＰ。在转型发展中，老百姓更看重的是收入增长、是福利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

　　人们可以展望，在未来的几年中，民生将得到着力保障和改善，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让很多专家眼前一亮。

　　“这与以往强调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有新的变化，更加强调了消费的重要性。”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总裁关建中博士说，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资源能源，片面地强调增长，大量依赖廉价劳动力追求ＧＤＰ的老路都是走不通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认为，实现这些目标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复制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既有路径和模式，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内消费一直被寄予厚望，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明显提高说明收入分配机制中还有问题尚待解决。”关建中说，只有理顺收入分配机制，依靠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展望“十二五”，中国经济总量将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ＧＤＰ将超过５０００美元。而选择科学的发展方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抓住机遇使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社会各界充满期待。

·文化产业：有望跃升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也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

　　面对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日益凸显的战略地位，全会提出——“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为此，全会强调“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数字清晰记录了几年来文化产业发展的足迹：２００４年以来，全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达２２％，比同期ＧＤＰ增速高３．６个百分点，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已超过５％。

　　“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会提出这些新的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部署。

　　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要求，让人们对“文化强国”充满期待。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全会指出，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全会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让人们对中国深入推进改革有了更多期盼。

　　全会公报指出，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这是一个相当积极和值得期待的信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谈及公报中提出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时说，未来五年，中国将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来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为“到２０２０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全会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预示着在未来几年，中国社会各领域改革将得到协调全面推进。

·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和抵御能力

　　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西南大旱、舟曲泥石流、严重洪涝灾害……回首“十一五”，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严重自然灾害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的灾害风险增高，灾害损失加重，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洪向华说。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兴利除害结合、防灾减灾并重、治标治本兼顾、政府社会协同，尽快启动水利重点薄弱环节工程建设，加快建立地质灾害易发区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应急体系，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和抵御能力”。

　　“这必将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防灾减灾能力，大幅度提升促进经济长期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保障水平。”洪向华认为。

·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

　　“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全会认为，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

　　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到创先争优活动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从加大反腐败力度到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不断增强。五年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击各种自然灾害的一次次艰难困境之中，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所始终保持的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为此，全会要求，各级党委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努力创新发展模式，加强对发展的统筹协调，切实提高发展质量。

　　全会提出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等一条条要求，就是要凝聚党心民心，形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力量，以党同人民更加坚强的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得比泰山还重”。

　　历史的画卷恢弘壮美，前行的蓝图催人奋进。我们坚信，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一定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