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启

  作为中国漕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运河商贸业，在明清时期的台儿庄发展迅速，繁盛一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
台儿庄明清时期商贸业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上的台儿庄原本无城，仅是一个普通的居民点，元代开始建有土圩。但随着明代运河的开通，便迅速地转变为水陆交通重镇和北方物资集散地。
  台儿庄运河凿成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通航于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台儿庄运河自开通之日起，就成为避黄防汛、贯通南北、水陆交汇，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交通命脉。明河道总理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评价说：“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四百万担，以资京师，唯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峄县志 募建台儿庄城引》云：“自加河既导，而东南财糈跨江绝淮、鳞次仰沫者，凡四百石有奇，于是遂为国家要害云。”可见台儿庄运河的历史作用。
  由于运河沟通，台儿庄便“因河而兴”，很快成为中转南北货物的“水旱码头”。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台儿庄设巡检司，领韩庄至邳州运河段260里之河务，兼地方治安。《明史·地理志》载：“又东南有台儿庄巡检司、万历三十四年置”。继之设县丞、守备、闸官、参将等署，人口猛增，商贸繁荣，以致成为峄县40个集镇之首。《峄县志》记述：“台儿庄濒运河，商贾辐辏，田圜匮栉比，亦徐兖间一都会也。”每年通过台儿庄漕运的粮食达400多万石，过往漕船及商船7700余艘。江浙、湖广一带的竹木、瓷器、丝绸、茶叶、蔗糖、稻米、纸张、工艺品、棉布、亚热带水果等纷纷运抵台儿庄码头，北方的山果、木材、药材、皮张、杂粮、油、麻、烟草、煤炭等也由台儿庄中转南下。四方商人趋利于台儿庄，周边一部分农村人口也纷纷迁居到台儿庄，加上沿运的码头工人、纤夫、水手、官员、僧侣、游客和驻军，使人口迅速增加到5万余人，仅比当时人口规模10万人的济宁低二分之一。整个台儿庄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商会牙行竞相争市，戏楼酒肆灯红酒绿，呈现出“商贾迤逦。入夜，一河渔水，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
  清朝前中期，台儿庄商贸业依然表现了长盛不衰之势，巩固了漕运枢纽及经济贸易中心的地位。据《峄县志》载：“当乾嘉盛时，漕粮数千艘，皆道泇河北上，而下游商贩货币流衍。”又云“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天下第一庄’。”还云：“为峄（县）巨镇，商贾辐辏，富于县（峄）数倍。”从当年实际情况看，台儿庄的丁字街、月河街、顺河街、鱼市街、竹竿巷等街巷众多，店铺林立，如和顺、东成永、三义祥、恒济、中和堂等商号，店铺多达百余家，还有“同庆园”、“聚奎园”等汉民饭庄和“同顺”、“信和”等清真饭馆20余家。临河的诸多商号、店铺为了便于从水上装卸货物，便在运河北岸、东岸修筑了功能齐全的石阶码头，俗称“水门”。从台儿庄城西门至小南门，相继建有当典、“四十万”、朱家、郁家、王公桥、骆家、谢家、小衙门、小南门等十几处码头。这些码头遗址尚存，以致成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目前仅存的明清码头。这些水门用途广泛，除可停泊船只、装卸货物、直接贸易外，还可淘米、洗衣、洗菜、汲水等。
  台儿庄清末民初时期，尽管运河逐渐衰落，但商贸业仍维持了一定规模。据《山东集市调查与研究》记载：当年台儿庄有百货杂货、布线、烟酒油盐、皮革绳经、药铺、饭店、银、铁、瓷器店等70多家，雇员250多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仁百货店、复兴杂货店、恒之兴棉布店、中和堂药店、孙家酒店、裕康酒店、徐家瓷器店、协兴东铁货店、曹家棒场、豫祥酱园、万祥糕点、彭家饭店等。三十年代又增加了30余家新店铺，这与当时台儿庄建有运河煤港、通火车有关系。但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使台儿庄的商贸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直到1939年才逐渐恢复商号75家，从业人员1000余人。
  台儿庄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商贸业的繁荣，其街道不断延伸，城面不断扩大，城镇不断新建和改建。据《峄县志·募建台儿庄城引》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年），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议建台儿庄城，上下“咸协无异”，遂命“兴人徙以傅土”而筑。委托峄县县丞雷火全主持施工，主城南傍运河而建，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1.25公里，护城河宽10米，首尾与运河衔接。随后，县城署则由峄县迁移至台儿庄大南门里100米处，占地1亩。咸丰七年（1857年），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再筑台儿庄城墙。西城墙外移1公里，至此，台儿庄城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25公里。时建城门六座，东曰“仰生”，西为“台城旧志”，大北门为“中正门”，小北门为“承恩湛露”，大南门为“惠迪吉”，小南门为“迎祥”。城内修铺了12条街道和2公里车大路，用以连接四方城门。筑城之后，台儿庄的日常贸易便在城内划行归市进行，但每年春季庙会人众，城内城外、运河两岸便都成了交易的场所。台儿庄明清时期商贸业的繁荣，带来了手工业的发展。明末清初，以郁、郑、马、黄四大家族的产业为主。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又形成了燕、尤、赵、万四大绅士商户和100多家粮行、皮行、茶行、牙行、杂货行、酒坊、染坊、油坊、钱庄、饭馆等。其中有粮行18家，酒坊6家，染坊3家，油坊5家，还有以沙、洪、展、吕四大穆斯林商户经营的皮毛业和清真饮食业10多处。有的粮行、皮行、染坊、酒坊进行雇工生产，其中“澧泉”、“广源”等5家酒坊雇工近百人，“恒济永”等钱庄雇工20余人。据考证，台儿庄明清时期的手工业非常发达，行业众多，已能生产数百种手工产品，如舟船、农具、家具、文具、餐具、茶具、兵器、小五金、工艺品等。清咸丰四年（1854年），山东汶上县郝兆祥来台儿庄开办酱园店，自产自销，年收入4000元左右。光绪十一年（1885年），泰安人范兆信一家来台儿庄开办抄纸作坊，平均每天抄纸25刀（每刀100张）。宣统三年（1911年），济南同益公锅厂在台儿庄兴办的分厂，年产铁锅、鏊子5万余口（盘）。当时还出现了对外贸易。据《明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记载：自明宣德年间至嘉靖中叶，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向明朝派出11次勘合贸易船队，这些船队大多在台儿庄驻足贸易，购买生姜、大蒜、药材、煤炭、工艺品等。这说明台儿庄在明代不仅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还出现了对外贸易现象。
  台儿庄明清时期商贸业的主要表现形式
  台儿庄明清时期的商贸交易，除各街道商业门市的日常贸易外，还表现在集市贸易、庙会贸易、运河码头贸易等方面。

台儿庄的集市贸易

   自从明朝开始兴起的台儿庄集市贸易，即“逢集”贸易，是较日常贸易比较集中的贸易。每逢集日，沿运河一线和周边的船民、居民便自发地集中到台儿庄进行物资交流。
  由于台儿庄相对繁荣，因此“逢集”比较稠密，由原来每十天有二个集日，即“五、十”逢集，发展到每十天有四个集日，即“三、五、八、十”逢集，农历每月的初二、初五、初八、初十、十三、十五、十八、二十、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三十共十二天皆为集日。以致后来又形成了“天天集”。
  每逢台儿庄集日，方圆数十里的商贾、船工、农民等便来赶集。逢集时间为一天，人流和贸易最集中的时间为每天的巳时至未时。
台儿庄“逢集”贸易主要经营粮食、果蔬、木料、石料、牲畜、家禽、鱼类以及其它生产生活用品。粮食市场设在界于台儿庄东关和北关的一个中间广场，赶集的人们在此进行小麦、大豆、高梁、稻米、谷子等粮食买卖。青菜市设在小北门，人们在此根据季节不同进行白菜、萝卜、辣椒、丝瓜、豆角、南瓜、韭菜等各种蔬菜的交易。由青菜市向南为鲜肉市，主要经营猪肉、羊肉、牛肉、骡马肉等刚刚宰杀的牲畜肉。由鲜肉市再往南便是鱼市、水果市等。牲畜家禽市设在小北门外的大路两旁，主要经营鲜活的猪、羊、牛、马、鸡、鸭、鹅等家畜家禽。木料市设在西门，即“台城旧志”门外的一片杂树林子处，主要经营建筑木料、木制农具和桌、椅、床、柜等各类家俱。石料市设在运河滩上，主要经营磨盘、碌碡、碓窝、碓头、磨石、石雕等石料制品。黑白条市设在西门里的后大路西段，主要经营簸箕、筛子、抬筐、粪箕、鱼笼等各类条编、柳编制品以及其它竹木制品。贯穿台儿庄城镇的车大路两侧主要经营布匹衣帽、烟酒糖茶、笔墨纸砚等各类日用百货。台儿庄明代的集市贸易管理比较规范，由城内驻军“兼领市司”，主管其事，然后由“集头”具体操作，负责巡视检查各项市规的执行情况。集市上设有牙行，诸行牙人会同“集头”、“老人”等管制物价，维护集市正常交易。贸易用的计量工具主要有斛、斗、称、尺四种。集市上使用的量具，皆经官校勘，“若在市行使斛、斗、称、尺虽平，而不经官校勘印烙者，笞四十”。

台儿庄的庙会贸易

  明清时期的台儿庄，宗教文化相当发达，先后建有庙宇50余座，号称“运河佛城”。有人不无夸张地说：“凡是中国敬奉的神，在台儿庄几乎都有牌位。”其中建筑规模较大的有泰山行宫，位于小北门里；文昌阁，位于东门里；新关帝庙，位于大南门里；三官庙，位于大北门里；大王庙，位于小南门里；龙王庙，位于西门外运河北岸；吕祖庙，位于箭道街中段路西；关帝庙，位于东哨门外；火神庙，位于车大路中段路北；准提阁，位于大北门外；东岳天齐庙，位于小北门里泰山庙东侧；清真南寺，位于大南门里；清真北寺，位于大北门里西侧，望月楼与玉皇阁相望。台儿庄周边还建有铁佛寺、苍王庙、高庙、十八罗汉庙、八蜡庙、三皇庙、九龙庙等。
台儿庄的寺庙，有相当一部分为客籍商帮所建，如天后宫为江西会馆、大王庙为浙江会馆，新关帝庙为山西会馆，清真南寺和北寺为穆斯林商贾聚众的场所。
  台儿庄有庙，便有香火庙会。各庙都有自己固定的香火日和香火大会，小庙一般1天，中庙2天，大庙持续3天，甚至规模更大的庙会要持续10天。每年从农历正月开始，台儿庄几乎月月有庙会，持续“赶会”不断线。农历正月初七，为火神庙香火会；二月初二，为文昌阁香火会；三月初三，为龙王庙香火会；三月二十八，为东岳天齐庙香火会；四月初八为泰山行宫庙会；四月十八，为佛祖庙会；五月初三，为准提阁庙会；五月十三，为新关帝庙会……。
台儿庄历史上的庙会，规模大、名气高，辐射范围较宽，几乎每个庙会都成了人们上香朝拜、游玩娱乐、物资交易的大集会。可供游玩观看的除热闹繁忙的运河码头、富丽堂皇的庙宇殿阁和塑造精美的神像，还有庙会上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交易的物资有粮食、农具、药材、木器、铁器、瓷器、石料、皮货、牲畜、绸缎、布匹、蔬菜、水果、笔墨纸砚等，应有尽有。
  台儿庄最大的庙会为泰山行宫庙会。泰山行宫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建有一庙两院，分别供奉碧霞元君和如来佛祖，占地约50余亩。泰山行宫庙会也是由香火会发展而来的。行会期为农历四月初八，规模大，会期长，一直持续到四月十八的佛祖庙会，再延至四月二十二左右休会。四月初八这天，方圆三百里和沿运河上下六百里的巨贾小商，善男信女，巫医药师等便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前来赶会者除本乡本土的乡民、商家、驻军外，还有从浙江、山西、河北、甘肃、宁夏、安徽、河北等遥远的地方赶来的商客，他们事先赶到台儿庄搭货棚、定宿居，准备行会时销售货物。对周边的辐射范围，一般东到郯城、邳州，西至徐州、微山，南至睢宁、灵壁，北至滕县、费县。庙会会场除从东门到西门，从大北门到大南门整个城镇之外，在运河滩上和城外庙宇处，皆成为庙会交易的场所。按南北3公里，东西3公里计，会场占地可达9平方公里，可容纳会众8万余人。物资市场以牲畜、粮食、黑白条市为大市。上市牲口三千到五千头不等，成交千头以上。粮食日进日出万包左右。条货、窑货种类繁多，实为借庙会举办的大型展销活动。丁字街、月河街、顺河街、府前街、车大路、后大路等主要街道商棚货摊星罗棋布，赶会人流摩肩接踵，各类庙宇香烟缭绕，整个台儿庄镇热闹非凡。特别是庙会期间的文化娱乐活动高潮迭起，种类繁多，戏剧、曲艺、杂技、魔术、博奕等都十分活跃，还有算卦、赌博、嫖妓、纳妾、卖儿卖女、打拳卖野药等黑私活动。清朝后期及中华民国期间，台儿庄的庙会出现了烟馆，开始贩销烟泡子、饼子、白面等鸦片毒品。每逢行会，泰山行宫、新关帝庙等规模较大的庙宇都自备大型活动戏台和行装道具，会期邀班上演京剧、拉魂腔等正统的剧目用以酬神。在正统京剧的影响下，台儿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京剧热，居民们在茶余饭后，以学、唱京戏为乐为荣，时有“三句话不说戏中人，不是台儿庄人”之说，而且还培养了全国著名的导演戏剧家郑亦秋。总之，台儿庄明清时期的庙会对台儿庄的商贸业和民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还保留着四月初八、四月十八和五月初三、五月十三共四个古会，可见庙会的生命力是何等的顽强。

台儿庄的运河码头贸易

  京杭大运河作为我国贯通南北的唯一航道，实际上成为明清时期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台儿庄明清两代的港口码头贸易量非常可观。特别是明万历年间直到清中叶的三百多年里，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所谓“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据有关专家测算，清代山东运河沿岸港口、码头，年吞吐量仅粮食商品一项就相当于漕运量的3—5倍，再加上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煤炭、建筑用材等其他商品货物，估计年吞吐商品货物量约相当于漕运量的10倍左右。根据史料分析，台儿庄明清时期运河码头的商品流通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商船往来货运。台儿庄运河除过往官家的漕船，但更多的是吸引南来北往的商船，正如史书所描绘的那样：“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续”、“商船往来，日以千计”（《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545页）。
  2、漕船附载。明朝政府规定每只漕船要额定运载正耗潜粮472石，此外允许附载一定的物品。附载的物品主要有芦席、板木、城砖、酒瓶、修河材料以及每船额定漕粮外的粮米。
  3、漕运土宜。自明代起，政府允许漕粮运军附运一定数量的自用什物或土产，称为土宜。这种官船附运的“土宜”，可以沿途贩卖，“免其抽税”，以补充运军生计和运粮脚价不足。这一免税土宜的限额是不断增加的，明弘治时规定每船“不得过十石”，而到明万历年间台儿庄运河开通时就增长到了60石。清代，以从康熙年间的每船60石，增至嘉庆年间的150石，而且土宜范围不断放宽。乾隆年间又准行回空漕船免税携带土宜60石，嘉庆时增至84石。
  4、漕船违禁。明朝政府规定：“凡漕运船只除运军自带土宜货物外，若附带客商、势要人等，酒、面、糯米、花草、竹木、板片、器皿货物者，将本船运军并附载人员参问发落，货物入官，其把总等官有犯降一级，回卫带俸差操”。而实际上漕船附带违禁私货，日甚一日，禁而不止，甚至“今多以原总耗米尽卖轻赍，置买私货于沿途发卖，以致稽迟，乃至来京反买仓米补纳多不足数”。（《明宪宗实录》卷84）。
  5、回空漕船揽载私货。回空揽载的漕船，实际上可视为商船。而且清代乾隆以后它还享有一般商船所没有的部分商品免税的优待，这就更增加了回空漕船营商的竞争优势。明清两代过往台儿庄的漕船均在万艘上下，其搭载的“土宜”和回空揽载的商货，加之漕船违禁谋私（即使以每船半载计之），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驼量。所以，台儿庄明清时期的运河码头“河道帆樯如林，两岸货物山积”，直接在运河船上和码头上的贸易，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清代，台儿庄北部的民营采煤业已具有很大规模。据光绪《峄县志》载：清代前期，台儿庄以北的“枣庄、田家庄、齐村居民以此为业，往以煤故致资数百万”。乾嘉时，台儿庄北的民营煤窑时有增置，“由是矿业大业，而县诸大族，若梁氏、崔氏、宋氏以炭故皆起家，与王侯埒富”。每年有“数百万石”的煤炭通过台儿庄运河“连樯北上”，供应京津冀一带。道光时，峄县的煤窑分别为崔、宋、黄、梁、金、田、李、王“八大家”所垄断，煤炭出境皆由台儿庄水路北上或南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开始建设煤炭专用码头，除煤炭贸易输出外，还有大批的煤焦发往淮阴、镇江、上海、浙江等地。1914年，中兴公司在台儿庄设置了码头贮煤场、车站卸煤场等周转基地，并拥有运输船舶72艘（其中“粮划”19艘，“对槽”53艘），最大载重吨位为80吨，最小载重吨位为30吨。同时，由于煤炭货源充足，还吸引了大批外地船只来台儿庄参加运输，仅从黄河、小清河来台船只就有118只，全系“对槽”船，约计3500余吨位。随着台枣铁路的通车，台儿庄运河码头形成了水陆联运的格局，主要贸易输出煤炭、煤焦、粮食、木材等大宗货物，仅煤炭一项每年吞吐量就达到80万吨。

  三、台儿庄明清时期商贸业繁荣的标志及原因
  研究历史上城镇商贸业繁荣的标志，不外乎五个方面：一是交通便利，区位优越；二是商帮会馆众多；三是少数民族居多；四是庙宇林立；五是周边物产丰富。这五个方面的标志，台儿庄全部具备。从交通上讲，台儿庄依大运河而筑，是北上南下的“咽喉”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以致发生了1938年的中日台儿庄大战。在商帮会馆上，小小的台儿庄聚集了晋商、徽商、浙商等全国各地的巨商大贾，甚至成为近代“青帮”、“红帮”等黑私帮会的活动区域。在吸引少数民族方面，台儿庄在明清时期迁入了大量的青海、甘肃、天津、宁夏等地的回族商人，清朝道光时回族居民就达到了2000余人，城镇回汉杂居，至今还保留着北关、小李庄等回民居住村和南北清真寺两个回民聚众点。在宗教文化方面，台儿庄明清时期非常发达，可谓庙宇林立，庙人云集，香火缭绕，钟磬盈天。在物产上，台儿庄周边有山有水，农业资源和煤炭矿产资源都非常丰富，而且四通八达，有利于形成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台儿庄在明清时期相对于沿运其它城镇商贸业比较繁荣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台儿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唯一的东西走向的河道，不仅具有南北的沟通性，而且还具有从东到西的沟通性和向南向北的辐射性，运河船只一旦进入这一东西走向的弯道，必定延缓货物的南下和北上。其二，台儿庄运河西高东低，台儿庄所处的海拔高度比微山湖底还低7-8米。台儿庄境内短短42.5公里的河道，竟自东向西设置了台儿庄、侯迁、顿庄、丁庙、万年、张庄、德胜、韩庄八座斗门式船闸。过往船只若经过这段船闸密集、梯级上升的运河，必定要落帆停船，依次过闸，有的货船因耽搁时间长，大多要卸货转销，因此台儿庄成为明清时期最繁忙的运河码头。“每届漕运时期，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宏，商业勃兴而不可遏。当其盛时，市肆栉比，绵亘数十里，有肩摩毂击之势”。其三，台儿庄运河地处鲁南，位居京杭大运河的“腹地”，成为南北文化的“分水岭”和交汇点。从古运河沿岸遗留的明清建筑看，既体现了北方建筑的雄浑沉稳，又表现了南方建筑的精巧灵秀。
  总之，台儿庄运河的开通，首先为台儿庄带来的是交通便利，然后依靠运河交通大动脉的物资交流，带来了台儿庄商贸业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使原来默默无闻的台儿庄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运河重镇，这在运河城镇的发展史上的确是个奇迹，很值得有识之士进行观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