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启

京杭大运河，上抵北京，下迄杭州，全长1794公里。鲁南民谚说：“运河迢迢跨九州，转舵行船在峄州。”的确，纵贯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唯有鲁南枣庄段呈东西走向，而且河水东流，与长江、黄河并行不悖。《台儿庄区志》说这段弯道“西起微山湖口，东至鲁苏交界处入中运河，全长42.5公里，流域面积3.35万平方公里。”就是这么一段弯道，连接了中国南方和北方的运道，而且成就了运河古镇台儿庄，好象在美丽富饶的鲁南大地上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从而使运河古镇台儿庄与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连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台儿庄的历史沿革及运河古镇的形成

台儿庄地处山水相依、农耕历史悠久的淮河流域，境内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代和岳石文化时代的文物，以及龙山文化时代的晒米城遗址证明，远在新石器时期，台儿庄地区即有人类繁衍生息。《台儿庄区志》记载：台儿庄夏商时属徐州，商时建偪阳国，春秋末年降为傅阳县（古城遗址尚存），秦时属郯郡，西汉时南属彭城郡之傅阳县，北属增置之兰祺县（现兰城店处遗址尚存）。东晋时期撤县后，历为州、郡、县之边远地区，隶属多变。自明洪武二年（1369），久为峄县之辖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峄南县、运河县、台儿庄镇等县级抗日民主政府。1948年2月建立兰陵县。1953年8月后，先后隶属峄县和枣庄市。自1962年6月30日成立县级台儿庄行政区至今。该区总面积538.5平方公里，南部与江苏省徐州市的邳州市和贾汪区接壤，为山东南大门，辖4镇和1个街道，211个行政村（居），人口28万人。

台儿庄的称谓，历史以来有四个：唐朝立于准提阁内的碑文称“台家庄”；《明史·河渠志》中称“台庄”；明正德年间所立泰山庙碑文中称“台家庄集”；明崇祯十二年（1639）立于台儿庄附近黄林庄的河防碑文中称“台儿庄”。据专家分析，上述地名的前三个称谓，显然具有北方地名的特点，而京杭大运经过台儿庄后，由于南北文化交流，南方客商的语速较快，从而使“台庄”这一地名产生了“儿”化韵。从地名的演化变异，也说明了运河文化交流的作用。

定义台儿庄为“运河古镇”，主要有三层涵义：一是指台儿庄在没有开掘运河之前，这一地区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积淀了丰厚的人文资源；二是指台儿庄从明代开始，紧傍运河而兴，至今还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古街、古巷、古驳岸、古码头以及古运河道，形成了京杭大运河一线仅存的明清运河文化遗址区；三是国内有关运河史料将台儿庄列为京杭运河八大名镇之一。

台儿庄运河古镇的形成，既有其运河改道的偶然性，也有其历史悠久、人文环境优越的必然性。台儿庄西濒烟波浩淼的微山湖，东连风景秀丽的沂蒙山，一条古道北通齐鲁文化名城曲阜，另一条古道南接两汉文化中心徐州，因此台儿庄自古就有“西水东山连接处，北孔南汉交汇点”之美誉。在这样优越的人文环境中，很容易形成商贸重镇和文化中心。

台儿庄迅速发展成为鲁南商贸重镇的偶然性，主要体现在京杭大运河的改道上。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黄河在沛县等地决口泛滥，“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次年由李化龙主持，自夏镇李家口引水，东南沿彭河至韩庄湖口，东出经良庄、万庄、台儿庄等地，下至邳州直河口，通计开浚260里，“尽避黄河之险”。并在泇运河上游自西向东依次建设了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台儿庄八座斗门式船闸。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总河曹时聘主持泇运河扫尾工程，至此新开泇运河畅通无阻，粮船皆行于泇河，而徐州至邳州段的黄河运道则逐步废弃。通航后的台儿庄，城镇建设异常快捷，商贾云集，屋宇猛增，集市暴棚。《峄县志》记述：“台儿庄濒运河，商贾辐辏，田圜匮栉比，亦徐兖间一都会也。”通航的第一年，即万历三十二年，过往漕船和商船为5000余艘，通过漕粮为260万石；而在通船的第二年，即万历三十三年，过往漕船和商船已达7700余艘，通过漕粮400万石。四方商人趋利于台儿庄，周边一部分农村人口也纷纷迁居到台儿庄，加上沿运的码头搬运工、纤夫、水手、官员、僧侣、游客和驻军，五年内便使台儿庄人口由原来的几千人迅猛增加到2万人，到明末达到2.5万人，直到清代“康乾盛世”，人口增至5万人，难怪有“徐兖间一都会”之称。

台儿庄通航后，随着驻地人口增加，流动人口增多及商埠规模扩大，市场及社会治安秩序有所混乱，不仅有地痞流氓、反动帮会捣乱，而且还有兵痞土匪骚扰，导致“寇聚于垣，啸则过市，顿戟一怒，并吞无遗，既无画地作营，亦岂能背水一战。每当风鹤一警，四出崩奔，妇子童昏，流离道路，粮艘停泓而不进，商船舟工摇橹以纷靡，加之舟航所通，播扬易远，骇惑吴越，震惊京师。察其风声，不止患苦一方已也。”为了维护商埠秩序和安全，台儿庄的城墙建设便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峄县志·募建台儿庄城引》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议建台儿庄城，上下“咸协无异”，遂命“兴人徙以傅土”而筑。委托峄县县丞雷 主持施工，主城南傍运河而建，东西长3华里，南北宽1.5华里，城墙1丈2尺，护城河宽3丈，深6尺，首尾与运河相接。次年，峄县管河县丞署由峄县城迁移至台儿庄小南门里100米处，乾隆四十八年（1783）秋冬，修建台儿庄越河被水石驳岸，翌年春竣工。这一水工设施虽历经300多年，但至今保存完好。咸丰七年（1857），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台儿庄开始由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而且西城墙外移1公里，至此，台儿庄城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1.5公里。时建城门六座，东曰“仰生”，西为“台城旧志”，大北门为“中正门”，小北门为“承恩湛露”，大南门为“惠迪吉”，小南门为“迎祥”。城内修铺了月河街、丁字街、顺河街等12条街道和2公里的车大路，用以连接四方城门。

二、台儿庄运河古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台儿庄运河古镇自兴起历经明朝的神宗、光宗、熹宗和思宗共4任皇帝计40年，清朝268年和中华民国37年，加上建国后至今的58年，台儿庄运河古镇已经走过了403年的春秋。台儿庄运河古镇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据1964年7月27日《光明日报》文章评述：“中国历代统治者对运河的开凿，几乎都是以政治、军事为目的。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开凿堰渎，其目的是为了对付西方的楚国；开胥浦，是为了消灭南方的越国；开邗沟，是为了北代齐国；开黄沟，是为了与晋国在黄池争夺盟主。魏惠王开鸿沟，是为了控制中原；曹操开白沟，是为了消灭袁绍残余势力，并平定三郡乌桓。隋炀帝开运河，是为了解决隋统一后的政治军事斗争，即加强北方的边防，并对付河北、山东一带以及江南地区世族地主的反抗。”同样，元代和明代开凿运河，也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中国运河文化史》记载：“明永乐迁都北京，实行南粮北运，这是开通运河的主要目的。……漕运制的实行，保障了对北方及京师的物资供应，有利于拱卫京师，保卫边防，对明皇朝的巩固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台儿庄运河古镇地处京杭运河要冲，俗话说“四分朝天子，六分下江南”，而且在明代设置了巡检司、闸官署等军政机构，在清代又增设了县丞署、守备署、总兵行署、参将署等军政机构。其中参将署，俗称“大衙门”，设中军参将1员，秩正三品，所辖官司有千总、把总和外委千总、把总等，分防京杭运河枣庄段260里。明河道总理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评价台儿庄：“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四百万石，以资京师，唯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峄县志·募建台儿庄城引》说台儿庄：“自泇河既导，而东南财糈跨江绝淮、鳞次仰沫者，凡四百石有奇，于是遂为国家要害云。”由此可见台儿庄运河古镇在明清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二）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

因运河北上南下、东连西接之故，使台儿庄位处要津，逐渐形成“南北通衢，徐淮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这种军事战略地位，在整个京杭运河一线是非常罕见的。

台儿庄运河古镇的战略地位：一是取决了京杭大运河枣庄段的东西走向。这种走向形成了天然的军事防御体系，这是其它运河段所不具备的；二是取决于台儿庄地区的地理条件。台儿庄的地形，近似于丘陵盆地，因为台儿庄东部有沂蒙山区，北部有抱犊崮山区，西南部有黄丘山区，东南部散落着禹王山等一些矮小的山丘，而台儿庄驻地及运河一线则为比较开阔的平原。这一地理条件，形成了“军事纵深”的特点，有利于四面埋伏，陈兵百万和“围点打援”。抗战时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地理特点。战前，中共的张爱萍将军在与李宗仁晤谈时说：“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

台儿庄运河古镇自形成之日起，兵家争夺台儿庄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天启二年（1622），闻香教首领徐鸿儒打着白莲教旗号，发动农民起义，起义军于七月攻克了夏镇、台儿庄等军事咽喉，“掠粮船四十余艘，阻绝运河”交通。《明史·李自成传》记载：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选派精锐部队，沿运河自天津、通州挥师南进，一路势如破竹，连续占领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兖州、台儿庄、宿迁等军事要地。

清代以来，台儿庄战争不断。清咸丰八年（1858），捻军首领张乐行、刘天福率兵攻克了台儿庄。咸丰十年（1860），以台儿庄为中心，爆发了以刘平为首领的幅军起义，他们高举“反清灭洋”大旗，纵横驰骋鲁南苏北十多个县达10年之久。因为刘平起义军与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南北呼应，因此刘平被洪秀全封为“北汉王”，而且洪秀全亲派500名太平军充当刘平的卫队。

北伐战争期间，台儿庄的战略地位再次凸显。《中国运河文化史》记载：“在京杭运河沿线的北伐战争中，运河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对交战双方的攻防进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以鲁运河韩庄至台儿庄段的影响最为突出。这段运河东西走向，堤岸北高南低，利于北军的防御，而不利于南军的进攻。”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军吸取前期作战的教训，改以首先夺取台儿庄，绕攻峄县、临城，切断直鲁军的后路，然后南北夹击韩庄的战术，结果以伤亡官兵2000余人的代价，夺取韩庄，越过运河，打开了攻略山东的大门。

1938年3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坚持以台儿庄为中心，构建了大运河防御体系，在台儿庄东、西、南三面方圆百余里的地区埋伏了重兵，布下了口袋阵，一举歼灭侵华日军11984人，取得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从此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日军大量增兵，徐州于1938年5月失守。为了在运河沿线开展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枣庄地区先后建立了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文峰支队等抗日武装，其中以台儿庄地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最为著名。运河支队以台儿庄运河南岸的黄丘山区为根据地，活跃在鲁南苏北运河两岸，驰骋于御侮疆场，大小数百战，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而且开辟了红色交通线，一次次安全地护送刘少奇、陈毅等中共领导人西越微山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陈毅元帅路过鲁南时的即兴诗作“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就是对这一红色交通线的赞誉。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国民党59军两个师、77军一个半师3300余名官兵，于台儿庄、贾汪防地宣告起义，台儿庄遂告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三）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

京杭运河枣庄段的开通，为鲁南苏北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其中运河古镇台儿庄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是更新了人们的经济观念。台儿庄商贸业的繁荣，促使台儿庄及其周边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凡是较早冲破“文不经商，士不理财”、“捞鱼摸虾，耽误庄稼”等封闭状态的人们，在观察运河商贸、领略外部世界、感受人类商业文明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效仿实践获得了比农田耕作更大的实惠。特别是秦晋、江浙商贾的富裕生活和旺盛的商品购买力，使台儿庄世代以种田为生的农民由好奇、羡慕进而仿效，纷纷弃农从商，做起了生意。在耳濡目染下，台儿庄土著居民的经济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弃农进市镇、跑船吃运河”便成了大多数人的追求。《啸庐诗文》中说台儿庄人“约台之民，商贾过半”、“户不积粮，人不耕食”。可见明清时期的台儿庄人已有相当一部分走上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之路。

二是活跃了商贸流通。台儿庄运河古镇在商贸流通上发挥了载体、集散和辐射的功能。枣庄段运河开通后，大批的漕船、商船便通过台儿庄南下和北上。江浙、湖广一带的竹木、瓷器、丝绸、茶叶、稻米、纸张、工艺品、棉布等纷纷运抵台儿庄商埠，北方的山果、木材、药材、皮张、杂粮、棉花、油、麻等由台儿庄中转南下。整个台儿庄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清朝前中期，台儿庄商贸业逐渐走上鼎盛。光绪《峄县志》记载：“当乾嘉盛时，漕粮数千艘，皆道泇河北上，而下游商贩货币流衍。”又云：“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天下第一庄。”还云：“为峄巨镇，商贾辐辏，富于县数倍。”清代乾嘉盛时的台儿庄，不仅在白天商贾云集，而且在夜晚同样热闹非凡，呈现出“商贾迤逦，入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盛景象。

三是引发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运河开通后，台儿庄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粮油和干鲜果品商贩，从而刺激了商品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大调整。首先是耕作方式有了进步，实现了以麦作为中心的二年三熟制。《中国运河文化史》记载：“至于条件较好的鲁南及苏北运河地区，则更是普遍实行了谷-麦-豆的组合复种。”其次是扩大了经济作物种植，大豆、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均根据南方市场需要不断增加种植面积。明万历时的商书《三台万用正宗》认为“山东鲁南地区的豆产可列为上等，成色最好。”还说：“峄县台儿庄是大豆南贩的集中之地。”再次是扩大了干鲜果品种植，农业上逐步实现了多种经营。万历《兖州府志》记载：“果饶桃李梅杏之属，佳者为苹婆（即苹果），山多榛栗，陆多梨枣，”特别是沿运的峄县、滕县、阳谷、东阿等地，更是“梨枣弥望”，当地农家也是“每岁为他商预出值，鬻江南，贾厚利”，从事商业性果树生产。农民生产的干鲜果品，除留少部分自用，大多要集中到台儿庄运销江南。《中国运河文化史》记载：“兖州府的济宁、峄县台儿庄等沿运城镇都是大宗干鲜果品的集散码头。”

四是促进了民族工业进步。枣庄煤田的开采以及峄县中兴煤矿公司的成立，是清代光绪年间洋务运动的成果之一。台儿庄作为物资转运码头，强有力地支持了近代民族工业在枣庄地区的发展。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开始建设煤炭专用码头，除煤炭贸易输出外，还有大批的煤焦发往淮阴、镇江、上海、浙江等地。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七日《捷报》报道：“山东峄县的煤矿甚为活跃，很多的大沙船装载着上等的煤斤运往清江浦。清江浦煤价比峄县矿厂每吨高三元。”《中国运河文化史》说台儿庄煤炭码头“巨大的煤外运业务量，带动了了整个台儿庄经济的发展，使台儿庄成为鲁运河南段仅次于济宁的重要城镇和港口”。这说明运河古镇台儿庄对民族工业—中兴煤矿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是带动了周边乡村的经济发展。台儿庄运河古镇自其形成之日起，就在鲁南苏北地域内发挥了经济龙头带动作用。即以台儿庄镇为点，以台儿庄运河段为轴，形成了鲁南苏北“运河经济区”。台儿庄与其直接吸引范围内的城镇与乡村存在着人员、物资、金融、技术、信息等各方面的联系，并通过这五种流态的联系，构成了有机的城乡区域体系。历史的台儿庄，直接影响范围内的乡镇主要有马兰屯、兰城店、涧头集、贺窑、古邵、阴平、兰陵、郯城、苍山、燕子埠、车辐山、汴塘、大泉等30余个乡镇。从现存明清时代地方志书的记载看，运河北部的集市分为“城集”和“乡集”，农民进入市场交易称为“赶集”。城集一般设在城镇四关，多为“每日集”；“乡集”则散布“四乡”，多为“旬各二日”，即五日一集。据《中国运河文化史》记载，直鲁和苏北地区离运河城镇较近的“乡集”开集频率远比离城镇较远的“乡集”开集频率高，这说明运河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商品经济发展。

（四）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

台儿庄作为南北运河文化的一个结点和沿海向内陆文化的过渡地带，在文化传播、交流、普及、提高、改良等诸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促进了中国南北方文化交流。台儿庄地处京杭大运河“腹地”，为中国南北方文化的“分水岭”，形成了“文脊”的优势。台儿庄文化的原始基因是齐鲁文化，但运河贯通后，北方的秦晋文化、燕赵文化及以南方的江淮文化、吴越文化等一齐涌入台儿庄，从而使台儿庄文化具有了多样性、开放性、兼容性、传播性和交流性的特点。《峄县志》之卷六《风俗志》说：近代峄县（台儿庄）的各种教会，如清净教、罗祖教、五荤道教、三点会、八系会、哥老会、安庆会等，皆经运河由江南进入，峄县（台儿庄）与江南在社会观念、精神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流。台儿庄明清时期的建筑，以及酒文化、食文化、茶文化和民间文化娱乐，无不兼容了中国南北方文化的特点，甚至清末及民国期间的“哥特式”、“古典式”等建筑，还体现了西方国家建筑文化的特点。目前遗存下来的胡家老店、李家商铺等建筑，均傍河而筑，前有临街的店铺，后有运河码头，建筑风格“顺天然、亲人和”，既体现了北方建筑的壮观沉实，又体现了南方建筑的灵巧秀美。现在台儿庄人爱吃的“黄花牛肉面”，实质上是中国南北方饮食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因为历史上北方人吃牛肉而不食黄花，而南方人食黄花而不吃牛肉。由“拉魂腔”发展起来的柳琴戏，融合了高腔、青阳、乱弹、昆曲、皮黄等中国南北方戏剧的精粹。台儿庄的民间博彩娱乐项目，如斗禽、斗虫、麻将、马吊牌、叶子戏等，也是经运河传入。

二是构筑了鲁南苏北文化板块。京杭大运河整体上呈南北走向，因此整个中国运河文化呈现出由点带面，逐步展开，逐层深入，带状形态发展的特点，形成了一条以运河为主脉，以城镇为龙头，城镇带乡村的区域文化带动现象，即所谓的“运河文化带”。而台儿庄地区则不然，不仅具有共性的“运河文化带”，而且还有“运河文化块”。这一文化板块的形成，一是取决于台儿庄段运河的东西走向，使文化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二是取决于台儿庄象一个楔子，深深地钉在山东和江苏的交界处，成为鲁南苏北共同拥有的大市场。长期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使枣庄、徐州等鲁南苏北广大地区的风土民情和文化习俗，甚至方言土语等，都是几近一致的。

三是提升了区域教育水平。运河未开通前，台儿庄是一个远离县城比较偏僻的荒村，这一地区的教育水平非常落后。运河通航后，台儿庄地区办义学、建书院、设塾馆，文化教育水平迅速提高，所培育出的进士、举人、秀才等不胜枚举。据《台儿庄区志》记载：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台儿庄建有“兰陵书院”；明末至清代，台儿庄建有义学4所，民国初又增设一所；明末清初，台儿庄地区私人办学日渐兴盛，至光绪年间，仅知名私塾就达32处，加上周边乡村私塾共有70余处。当西方宗教传入台儿庄后，台儿庄地区先后又建起了明德学堂、皈真学堂、天主学堂、福音小学堂、基督小学堂等6处教会学校。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台儿庄文化名人辈出。明万历庚子（1604）科举，台儿庄人黄和进京会试，进士及第。万历乙卯（1618）科举，台儿庄人黄图昌进士及第。清康熙辛卯（1711）科武，台儿庄人周宗旦科武进士。明清两代，台儿庄还出现了尤奎光、尤培桂等大批举人。辛亥革命志士尤民，抗日战争日期为国捐躯的孙伯英、赵静波，著名诗人、戏剧家贺敬之，戏剧导演艺术家郑亦秋，历史学家胡绳武、张玉法，军旅作家贺茂之，美术教育家、画家金哲夫，儿童文学作家郁化清，江苏十大国画家之一贺成等知名人士，都曾在台儿庄受过启蒙教育。

四是积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运河文化。台儿庄400多年的沧桑历史，在京杭大运河中段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台儿庄明清时期的宗教文化非常发达，先后建有泰山行宫、新关帝庙、清真寺、大王庙、龙王庙、火神庙、东岳天齐庙等宗教设施50余处，号称运河“佛城”。有的宗教还出现了不少的人才和作品。比如明代长期从事道教文学创作的贾仲明，一生创作生活在台儿庄，创作了《吕洞宾桃柳生仙记》、《铁拐李度金童玉女》、《互长春三度碧桃花》等大量文学作品。台儿庄的民间艺术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寺庙音乐、船夫号子、唢呐古曲、运河花鼓、渔灯秧歌等，为台儿庄所独有；龙灯、狮子、高跷、旱船、竹马、黑驴、锣鼓、皮影等艺术风格独特，有别于其它地区。台儿庄的酒文化讲“忠仁”、重“礼义”，台儿庄区酒厂至今还保留了这两个品牌的白酒生产。台儿庄的食文化非常考究，集中了中国八大菜系的特色，注重“色、香、味、名、特、质”六个字，有“吃在台儿庄”之说。台儿庄的茶文化兼容并蓄，饮茶习俗多样，无论是龙井、旗枪、铁观音，还是红茶、花茶等，在台儿庄都能找到市场。台儿庄的青楼文化，以“兰婷书寓”最为著名，影响大江南北。台儿庄的帮会文化，以青帮最为活跃，据吴寿《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记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运河之运河沿线的邳县，有青帮数千人，居留于台儿庄之黄林庄至窑湾沿中运河之各重镇。”长期的运河文化熏陶，使台儿庄人不仅勤劳、勇敢、好学，而且聪明灵活，精打细算，有“乡上的赶不上窑上的，窑上的赶不上闸上的”之说。台儿庄的文物古迹很多，仅国宝级文物就有三处，即明清运河水工设施、台儿庄大战遗址和偪阳城遗址。其中明清运河水工设施，包括2000余米的古运河道、200余米的石驳岸和10余处古码头，这些均被专家誉为“京杭运河仅存”的明清水工文化遗产。

三、台儿庄运河古镇的振兴与发展

台儿庄运河古镇在明清历史上曾一度辉煌，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新的历史时期，座落于运河古镇的台儿庄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着力打造“江北水乡，运河古城”品牌，不仅古镇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保护，而且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台儿庄区驻地规划建成了“七纵七横”城市道路，形成了“三区”，即古镇保护区、新城建设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树立了“三色”城市形象，即古色文化城、绿色生态城和红色旅游城。2001年被国家列为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区驻地总体规划面积25平方公里，常驻人口8.2万余人，流动人口3万余人，初步实现了“城市建在水网中，城市建在森林中，城市建在花园中，城市建在人文中”的战略构想。

所谓“城市建在水网中”，即台儿庄水资源丰富，具有“城市建在哪里，河就开到哪里，水就引到哪里”的优势。明清时期，作为商贸重镇的台儿庄，依托大运河，建造了第一圈环城河；改革开放之初，台儿庄城区西移北扩，又开挖了第二圈环城河；2007年以来又投资2000多万元开挖建设了第三圈环城河；台儿庄城市的远景规划，四周边均是河流；即南傍大运河、北至胜利渠、东到涛沟河、西接大沙河。有的专家评价说：无论是江北江南，能找到四圈环城河的城市，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台儿庄运河古镇南部，随着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仅大运河新老航道就达到了4条，这是台儿庄建设“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的资源所在、潜力所在、优势所在。

所谓“城市建在森林中”，即台儿庄具有河渠多、道路多、地堰多的“三多”优势，近年来，通过开展社会大绿化活动，不断加强城市周边农田林网、公路防护林和河道观景林建设，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0.6%，处处呈现出绿树成荫、生机勃勃的繁茂景象。

所谓“城市建在花园中”，即在城区大力实施环城造绿、沿河铺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工程，并号召全民种花种草，动员城郊栽植果树，同时建设了古运广场、长捷广场、府前广场、台北花园和10余处街头花园绿地，城区内外形成了“点、线、面、环”相结合的绿化美化体系，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38.5%，人均占有绿地面积8.6平方米，基本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长青”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绿化美化目标。

所谓“城市建在人文中”，即通过对运河古镇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近年来相继建成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料馆、贺敬之文学馆、革命战史陈列馆、运河展馆、清真寺民族展馆等一大批文化设施，使台儿庄区成为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省社会文化先进县，并于2006年被列为“全国30条红色精品线路”之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前，勤劳勇敢的台儿庄人民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建设“富裕、文明、秀美、和谐”台儿庄的奋斗目标，求实创新，开拓进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台儿庄运河古镇在美丽富饶的鲁南大地会更加璀璨夺目。

             （作者单位：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