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逃国外成了贪官的“救命符”
据新华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8日一审判决犯下受贿罪的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星受贿事实清楚，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依法应予严惩。胡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掌握城市建设和规划发展的大权，不能廉洁从政，反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长期多次大肆非法收受他人送给的巨额钱物，共计人民币2905万元、港币1100万元及价值人民币247980元的住房一套，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应当从严惩处。
案发后，胡星为逃避中国法律制裁，利用假护照潜逃国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行为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秩序，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胡星具有自首情节和确有悔罪表现，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据此，判处胡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按照法院的认定，胡星受贿数额巨大，远远超过了郑筱萸等大贪官，且其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还利用假护照出逃国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罪该当死，但是由于其有自首情节和确有悔罪表现，法院留了其一条活路。
胡星之所以能保住一条命，应当归功于“出逃”，如果他不利用假护照出逃国外，而在国内落网，不判他的死刑立即执行，也得判一个死缓。
胡星逃到新加坡后，国内的追捕组也赶到了新加坡，可是却得不到新加坡警方的协助。后来，在追捕组的“劝说”下，胡星才向当地警方申请表示自愿要求回国，所以这才认定其有自首情节。再者，按照《引渡法》规定，胡星即使是被引渡回国，也是不能判处其死刑（包括死缓）。
这样看来，“出逃”成了大贪官的救命稻草。由此，我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出逃国外，“自愿要求回国”就能算自首。而在国内不出逃，在家束手待擒，依照《刑法》规定却不能自首。不出逃的贪官，至少不会造成国际影响，那么在量刑时是不是该比照出逃的贪官轻些呢。而现在却恰恰相反，这不是在鼓励贪官“出逃”吗？
胡星出事时是昆明市副市长，但他受贿行为发生在任交通副厅长期间。
这些年来，交通部门成了一个腐败的重灾区，据有关资料统计，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刑的副厅级以上高官共有十七个，其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只有一个，即贵州省交通原厅长卢万里，其受贿金额为2559万元；死缓的有一个，他是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受贿，受贿1004万元；无期徒刑有三个，分别是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受贿1900余万元；另一个是石发亮的前任厅长张昆桐，受贿100多万元。第三个就是胡星，受贿2905万元、港币1100万元及价值人民币247980元的住房一套。将张昆桐与石发亮、胡星相比，那些法院的判决也太离谱了。
胡星受贿总额远远超过了卢万里，一个成了枪下鬼，一个将在监狱“安享”晚年，且在若干年后还有出狱的机会。
贪官被抓获后，认罪态度基本上都很好，少没有恶劣的，很多人都会主动坦白没有被司法机关掌握的贪污受贿金额。象前不久被判死刑的郑筱萸，据说其认罪态度很好，并主动退出脏款。
对大贪官，那些该判死刑立即执行、死缓、无期徒刑，按理说应当按照贪污受贿金额和犯罪情节，依据《刑法》规定来量刑，可是司法审判中，有的贪污受贿几千万不死，有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就处死；有的贪污受贿百万也判有期徒刑，有的贪污受贿几千万也处同样的刑期；谁该处死，谁该留一条命；对谁该判重轻，对谁该判轻些，似乎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使人感到法律伸缩性太多。
在同一个国家，依照同一部《刑法》，由不同的法院作出的判决，量刑竟然相差如此之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判决不是由法律在左右。也许有人会说，每个贪官的犯罪情节不同，量刑肯定不一样。是的，他们的犯罪情节是有所不同，但是，对贪污受贿金额高出他人十几或者二十倍的人，也判相同的刑罚，这难道没有违反“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吗？
虽然我不赞成多杀人，也希望废除死刑制度，但是在没有废除死刑前，对贪官污吏决不能心慈手软。为了体现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那怕《刑法》中的死刑制度属于“恶法”规定，也应依照执行。对贪污受贿金额相当，犯罪情节基本一致的贪官，该处死的就处死，不能有选择性的执法，有的不处死，有的判无期，有的判有期。
对贪官污吏的刑事惩罚，不仅要让他们活得明白，也要让他们死得明白，更要让民众对判决看得明白。
张夫清 撰文 （山亭区检察院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