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七成人把份子钱当负担 良辰吉日关机吧

　　河南商报记者仝存瑞实习生高鹏

　　小方把1200元钱分成3份，一份200元，另外两份各500元。她把钱分别装进三个红包，“下周暂时没有通知结婚的了。”

　　一个月来，她共收到10份请帖，要随礼4000元。而参加工作不到两年的她，月平均工资不到3800元。

　　讲述

　　挣的钱都不够随礼用

　　小方在朋友圈发了条说说“快发工资了”，“这样一想，生活多美好呀！”

　　领到钱的喜悦，多少冲淡了之前的一些烦恼。

　　看着一对对新人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在为对方祝福时，她自己也越来越感到崩溃。

　　一个月来小方收到了10份请帖，包括9个结婚的、一个生孩子的，最多的一个花了她700元钱，少的则是200元。

　　请帖密集，很可怕。“对于工作几年有些积蓄的人来说可能还好，对我这种刚毕业、无任何存款的来说，要不找爸妈要，要不向朋友借。”

　　她说，过去的3个月，她平均工资不到3800元钱，根本不够随礼的。跟男朋友借了5000元钱，这才算撑了过去。

　　不过，一圈下来，这5000元钱也花得没剩下多少了。

　　数据

　　今年初以来

　　郑州3万多对新人领证

　　前两天，市民邓先生在朋友圈里发了条说说：“结个婚，脱层皮，死一回”。

　　老家在周口的他，和新娘是大学同学。由于某些原因，两人的婚礼没有选择在家举行，而是放在了郑州。

　　前期各种准备工作，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他只是在郑州工作的众多新人中的一分子。

　　来自郑州市民政局的消息，今年1月到4月底，郑州共有33368对新人登记，本月截至13日，有3377对新人领证。

　　如果要办婚宴，就意味着这7万多新人各自的朋友、共同的朋友、双方家庭的亲朋等，要随份子钱。

　　这还不算在郑州工作，在老家结婚后来郑请客的人。

　　行情

　　低于200元，都拿不出手

　　昨日，河南商报联合河南一百度进行的一项“随份子钱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截至昨日下午6点25分，单次随礼最少数额为100元的，占参与调查人数的54%；最少数额为200元的，比例约为43%。

　　参与调查者中，80后占了一半，月收入2000元到4000元的人群，占近六成。不过，在市民邢先生看来，随100元钱的，可能是之前的“行情”，现在的话，“低于200元钱，都拿不出手。”

　　他的观点得到陈先生的认同。陈先生说，2012年6月到2013年底，他随份子近2万元钱。关系一般的朋友是200元，近一点的500元，再多就是1000元。

　　而小方的圈子行情则要高一些，“500元。”“同学结婚，都在微信或QQ里讨论，人家都说500元，我怎么好意思说200元？”

　　昨日的调查显示，决定每次随多少钱的因素中，“和对方关系的亲疏远近”占五成多；“在朋友间随大流”，比例为44.1%。

　　苦恼

　　“被人情”的红包？

　　网友“小东”说，有些时候，送了红包，心里却觉得红包变了味儿。

　　他说，之前有个朋友，许久未联系，有天突然打电话，说要结婚了。“我在外地，赶不过去，就说，要不你把卡号发来，我给你转过去吧。”

　　“小东”说，对方在电话里拒绝了，可挂掉电话后，却把卡号用短信发了过来。

　　这让“小东”觉得不太舒服。

　　“平常不联系的人，突然打来电话，很可能是通知你，他要结婚了。”邢先生说，他有一天赶了四场，随出去1900元钱，“人情消费啊！”

　　“现在工作很忙，把心思都放在了维护和工作伙伴的关系上。除了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联系真的少之又少。”小方说，越是很长时间不联系，知道对方结婚，越是感觉不能不去，而且红包不能给少了。“就是那种越亲越不怕得罪，越疏远越怕……”

　　无奈

　　不能承受之重

　　张先生说，他每个月4000多元钱的工资，要还房贷，要交房租，还要随份子钱，平常还要开销……感觉“压力山大”。昨日的调查显示，近七成的人认为，份子钱已经成为生活的负担。

　　无独有偶。近日，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访问省内1206户城镇及农村家庭后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人情消费支出有所增加。

　　在人情消费金额上，近五成的家庭年人情消费金额在3000元以上，13.35%的家庭在1万元以上，最高的四五万元。此外，超五成受访者认为人情消费已经成为生活压力和负担。

　　对于有人认为红包压力大的说法，张先生认为，年轻人随份子钱总有“赚回来”的一天，“想想每逢员工结婚都得出钱的领导们吧。”

　　观点

　　随份子，要结合实际量力而行

　　郑州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明锁认为，社会大环境下，感觉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礼金也越送越多，有的人甚至把收份子钱当作一种敛财的手段。

　　他说，份子钱本是起帮扶互助的作用，就像互助基金一样，但现在逐渐趋于庸俗化、市场化，丧失了原来的意义，是一种社会风气不好的表现，“有人认为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多送礼，多随份子钱，才会好办事，但更重要的是依靠自身的能力。”

　　在张明锁看来，这需要人们从主观上改变，“应该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尽到自己的心意就好，不要助长这种歪风邪气的蔓延。”

　　省内知名评论员王攀则认为，在以往的熟人社会，有人办红白喜事时，街坊邻居随礼，带有一种“民间借贷”的性质，即办事儿花钱需要帮助的时候，街坊四邻来尽一份力。将来对方办事，自家再还回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通知别人随份子钱，更多的是一种宣告、告知的意思。但是红包越来越重，甚至变成了负担，这不仅背离了最初的“民间借贷”性质，也和“宣告”这一目的相背离。

　　他认为，大家要形成红包只是象征意义的共识，每个人都应该勇敢地对高额的红包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