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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农民工子弟学校创办10年被取缔  

发布日期: 2012-06-07 来源: 编辑:周传金

         

        照片:建英希望学校的一些教师不愿意送子女去曹杨小学分部上学,孩子们现在只能自己玩耍,下学期在哪儿上学还未确定。记者 龚瑜 摄

        1月9日,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165号。

        三三两两的教师和学生依然逗留在这里,课桌、座椅被混乱地堆放在教室前的一片空地上,一些建筑工人在教室里驻扎下来,门口的保安不停地向人们散发着有关学校被停办的政府告示。

        丹巴路165号原是上海华亨化工厂的厂房,后被民工子弟学校——建英希望学校租借作了校舍。记者在学校大门前看到,普陀区教育局贴出的“告建英学校全体学生、家长书”称,学校校舍租赁合同已于2006年2月底到期,双方于2006年4月30日签订了“终止租赁协议”。

        建英希望学校由安徽省寿县人姚为健创办于1996年。目前,该校已招收1955名农民工子女,其中80%是安徽籍学生。今年1月5日,普陀区教育局与当地派出所一同宣布,学校要立即停办,要求学生1月8日到新开的曹杨小学就读。

        但学校教师的不满情绪似乎依然,他们一遍遍地向前来的记者叙述过去几天里发生的事情,这所民工子弟学校被取缔的风波由此被推到了公众面前。

    学校已创办10年,为何说停就停?

        “1月5日对建英学校师生们而言,是充满了惊恐和疑惑的一天。”建英希望学校教导主任甄茂辉告诉记者,当天上午10时许,一批身着警服的民警来到学校,把校长姚为健带到普陀区长风派出所,要他在一份说明其非法办学的文件上签字,被姚校长当场拒绝。

        下午1时左右,教六年级语文的唐老师正要踏进教室上课,突然被两名戴着“工作证”的工作人员请到一边,这两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唐老师:“从今天开始你不用上课了。”与此同时,和唐老师一样,学校的老师基本上都被带到一间教室集中起来,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开会”。

        唐老师回忆,当时学校里涌进了约300名工作人员,其中有民警、协管等,他告诉记者一些他觉得“可疑的地方”:民警都穿了警服,却没有佩戴警号,而自称区教育局工作人员的证件上除了“工作证”三个字以外什么说明都没有。“如果是执行正当的任务,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不能上课?学生怎么办?这里要开什么会?”教师们一头雾水,他们都感到情况不妙。教导主任甄茂辉回忆,后来普陀区教育局的范副局长也来到学校,向教师们宣布:建英学校非法办学,即日起被取缔,学生自会有安置办法。

        下午4时左右,和往常一样,学生要坐本校的校车回家,工作人员却把需要坐校车的学生送上了另外安排的车辆。建英希望学校的李老师向记者反映,由于工作人员不熟悉路线,导致学生延误了到家时间,一些家长误以为孩子失踪,纷纷报警。

        甄茂辉介绍,傍晚6时左右,一辆挖掘机和一辆推土机开进学校,有人扬言如果教师不搬走,就要推掉教师宿舍。而学校食堂也被关闭,导致住校的师生无法在晚饭时间用餐。直到教师们拨打110报警后,他们才保住了宿舍和晚饭。

        事发次日就有建筑工人进入学校,而这一天,学生的家长们则被通知前往曹杨小学分部开会。在会上他们得知,学生从1月8日起都要到新校舍上学,没讲完的课不上,学到哪就考到哪,两周后放寒假。

        1月8日清晨6时左右,部分学生自行前往曹杨小学分部上学,还有部分学生依旧到建英希望学校上课。但据建英希望学校的教师讲述,1月5日事发时的“原班人马”也在同一时间来到建英学校,把守学校校门,不准学生入内,并称建英希望学校已被关闭,让孩子赶紧上大巴到新的学校去。

        建英希望学校的部分教职工认为,建英希望学校已创办10年,为何说停就停?孩子的课程还没有结束,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读完这学期最后几天再停?

        据在场的教师回忆,建英希望学校的姚老师当时用DV录了像,并保留下影像资料。当时某报刊记者也在现场拍摄,但遭到一些人的殴打。 

        “当时很乱,我很害怕。”建英希望学校五年级学生姚悦告诉记者,她和甄睿、虞媛媛等几个孩子是少数几个留在建英希望学校的学生,他们不愿去新学校上学,是因为“舍不得建英希望学校和这里的老师”。

        而记者询问一位刚从曹杨小学放学归来的孩子小周时,他表示新学校比建英学校漂亮,但自己并不想去一所陌生的学校,这几天新来的老师没上课,只让他们复习做作业。下学期,他打算回河南老家上学。

        倒是部分学生家长表现出抵触情绪。一位家长提出,下学期在新学校上学时,民工子女要具备上海居住证(一年以上)、房屋租赁证、计划生育证、孩子预防接种证等证书,不然每学期得交500元的借读费,这些费用无疑又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另一位家长则表示,建英希望学校使用的是全国统编教材,而新学校使用的是沪教版教材,两个版本的教材衔接不上,孩子们还得适应新版教材。此外还有交通问题,建英希望学校的孩子们多数住在学校附近,但曹杨小学分部却远离学生住地,校车无法全部将学生送达家中,这让不少家长为孩子的安全问题多了几分担忧。

    普陀区教育局:现在介入是最佳切入点

        建英希望学校被停办后,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范以纲接待了几拨媒体记者的采访。

        “首先,建英希望学校没有在普陀区教育局登记,没有取得合法办学许可。其次,建英希望学校校舍存在大量安全隐患和办学不规范行为。”范以纲说。

        为了说明这一情况,他向记者出示了区教育局在2006年9月和10月两次发出的要求建英希望学校整改的通知,通知称:“学校校舍为自行搭建简易房,有待评估”、“厕所数量缺口大,卫生状况差”、“校车9辆,部分驾驶员驾驶证已过期,校车超载”。

        对于为何要在寒假前两周取缔建英希望学校,范以纲认为,“现在介入是最佳切入点,社会影响最小的节点”。

        他解释说,原因有三:一是安全。如果继续办学,建英希望学校的安全隐患造成的后果将“难以想像”。二是安定。在1月初行动,是为了赶在进城务工人员返乡高峰期之前,这样就能保证联络到所有学生和家长。况且,建英希望学校一般在学期结束前就收取下学期学杂费,如果在缴费后再停止其办学,家长利益就会受损。去年9月区教育局在取缔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时留有“教训”,当时由于没有处理好孩子继续就学和学费返还的问题,学生家长纷纷要讨说法,社会反响很大。这次取缔建英学校时,区里明确告知家长,孩子下学期还有书读,在公办小学就学,家长们也很放心。三是时间紧凑。为了能保证学生下学期在新校就学,教育部门还有大量的管理问题要解决。如学生情况摸底、准备下学期的教学方案、征订教材、配备师资等。这些工作都集中到学生放假以后根本来不及做完。

        对于建英希望学校指责区教育局在1月5日“控制教师”一事,范以纲承认调集了76名区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前往,全校38个班级每个班级配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个负责宣传,一个负责登记教师信息,目的是“把他们的资料存往上海市人才交流中心,以方便他们就业。”

        范以纲说,建英希望学校约有2000名学生,能联系到的都通过电话通知了到新学校就学的事宜。他还向记者提供了两个数据:建英学校1995名学生中,1月8日到曹杨小学上学的有1853名,1月9日则增加为1888名。但他承认,对于继续赖在学校不愿去新学校的学生,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此外,普陀区教育局在接受上海本地记者采访时表示,曹杨小学分部对于建英希望学校学生的期终复习、寒假生活等都作了精心安排,教材也将继续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他还表示,经过普陀区教育局耐心仔细的通报说明,目前绝大部分家长对新校舍及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安排表示满意。

        普陀区教育局局长李学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借读费小学收500元,初中收800元,所有的费用都会按照国家公办学校的标准来收取,而且会在学期开始前予以公示,费用不会比建英希望学校高。

        对于普陀区内另外两所依然在办学的民工子弟学校,范以纲表示也要发整改通知,规范他们的办学行为。“当然,如果做得好,也欢迎他们继续做下去”。

    孩子们在新学校可以接触更多课程

        1月11日,记者前往曹杨小学分部,看到学生们正在教学楼前的篮球场上体育课,一旁的操场还没有整修完毕。课间十分钟,学生们在教学楼里嬉笑打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区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曹杨小学分部接收了建英希望学校绝大部分学生,11日的统计数字是1890名,“我估计再过几天,这个数字还会上升”。

        曹杨小学分部共分10个年段,从学前班、一年级直到九年级(初三),全校38个班级,年级和分班情况基本和建英学校一样。

        记者环顾学校,看到课桌椅整齐划一,教室宽敞明亮,楼道干净整洁,还有一个建设中的操场,硬件条件的确不错。

        这里的授课老师和管理人员共有104名,他们来自普陀区内约40所公办中小学校,统一接受区教育部门的管理调配,目前师资还在进一步协调中。

        平利路第一小学的王老师现在担任曹杨小学分部二年级一班的副班主任,他向记者介绍,刚和学生接触三四天,发现孩子们原来除了语数外三门主课和少数体育课之外,几乎没有接受过其他课程。但在新学校里,孩子们会接触到美术课、班会课和更多体育活动,二年级的孩子们也第一次戴上了绿领巾。

        王老师班里有一位名叫陈旺的小朋友告诉记者,原来在建英学校午饭很少有肉,大多是白菜、冬瓜和番茄汤,现在新学校第一次吃午饭就有鸡腿,可爱吃了。

        曹杨小学的刘校长告诉记者,往年曹杨小学也接收过从其他民工子弟学校转学来的学生,家长也满意公办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民工子弟应该和上海的学生一样接受同等质量的教育”。

        但建英希望学校的一些教师对学生在新学校的情况却不乐观。一名教师说,“目前是‘非常时期’,现在的情况不能说明什么,你到下学期再去看看还剩多少人”。

    教师的去向成了问题

        建英希望学校校长姚为健对有关部门认定其违规办学颇不以为然。他说,该校在安徽取得了办学许可证,在普陀区教育局也备了案,何来违规办学一说。

        该校的李茂华老师告诉记者,学校从上海公交公司借来13辆校车接送学生,每天的花费就要7000多元。学校的安全教育也不敢放松,每次放学,都先让二楼的孩子先下,然后是三楼的孩子,最后是四楼的孩子。“毕竟那么多学生,还有老师自己的孩子也在里面,不敢出问题,出了问题谁也负不起责。”

        在该校的教师看来,有关部门提出的所谓安全隐患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姚为健认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教学楼办学10年来从未出现任何问题。学校的厕所确实不多,但每层教学楼一间厕所也够用了,“当然学校也想多建些厕所,但是没钱啊!”

        姚为健认为,该校被取缔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普陀区公办学校生源不足,区内有七八所学校因招不到学生而放空至今。另外,该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引起不少开发商的觊觎。对于姚的说法,记者未予以证实。

        在大多数教师看来,现在整个学校已陷入了困境,该校教师的去向成了最大的问题。据介绍,该校约80名教师中,有2/3是外地人,该校被关闭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大。快60岁的安徽宣城人李茂华这两天就在犯愁,他从1999年来该校任教,一直教授语文,每月1000元左右的工资已让他觉得很满足,只想着再干两年发挥余热,但现在他成天想的问题是:今后去哪里?

        “上海公办学校的要求太高,根本不可能去那里教书。其他民工子弟学校也都跑过,人家的教师都是固定的,不太可能换。老家的学校也都满员了,调头回去找事做哪有那么容易?”李茂华说。

        年关到了,天气也冷了起来,可就在前几天,化工厂又贴出一张通知:如果教师们不搬走,就要封厂,禁止人员出入。

        “这可怎么办啊?叫我们上哪儿去?还有这些课桌椅、图书都没地方放啊?”李茂华心里惶恐,“想去澡堂过夜吧,人家不让带被子进去。住旅社吧,哪住得起?他只能看校长到哪儿,也跟着到哪儿”。

        建英希望学校被“叫停”一事,引起安徽省教育部门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高度关注。有关部门表示,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要时会与上海方面进行协调。该校创办人姚为健原籍所在地的寿县教育局,也表示如果有寿县的学生愿意从上海回到原地上学,他们将给予妥善安排。

        上海宝山区一民工子弟学校的陈老师听说建英希望学校被取缔后表示同情,她认为,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能坚持这么久并不容易,也说明这所学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对于辛辛苦苦办了10年的学校,政府应该加以扶持。“前几年一些不上规模或违规办学的民工子弟学校被取缔了不少,留下来的学校应该都不错。”

        安徽省霍邱县驻沪霍杨学校的卞老师得知此事后,却有另一番看法。他表示“无证办学被取缔是正常举措”,民工子弟学校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也应当取得办学许可证,这是最基本的。但他认为,在沪民工子女人数众多,社会各界应当重视并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被取缔,学生和优秀教师都应当受到当地政府的妥善安置,在其他学校分流消化。

        目前,姚为健唯一的愿望是,“还学校生源,继续办学”,但这个愿望显然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记者 龚瑜)

     

    观点交锋:非法民工子弟学校该不该取缔 

        正方:取缔刻不容缓

        孙东东(北京大学教授):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应该尽快被取缔,否则因陋就简,恰恰是教育不公平的表现。建英希望学校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被取缔恰恰是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北京的情况来看,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往往在取缔过程中起阻挠作用,政府应理直气壮地尽快取缔这些非法学校。教育绝不能搞成“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取缔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刻不容缓。

        反方:以“解决”代替“取缔”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的教育是政府的责任,有孩子没有能够进入规范的教育体系,政府应该寻找其内部责任。稳妥的做法是以“解决”来代替“取缔”,因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本身就说明社会有这样的需求。有需求,政府不是去满足需求,而是去扼杀类似于民间办学这样的其他途径,从出发点来说就是错误的。如果所有孩子都能接受到高水平的义务教育当然很好,但是达不到这个水平,政府应该做的,是取缔还是自身先做到位?当政府资金投入覆盖所有孩子,教育理念上能够做到平等,这些不合规范的学校自然会被取代。

        政府应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完全要看怎么对孩子更好,对于一个政府而言,教育责任是第一位的,更多的途径,更细的法规,更大的资金投入,怎么做都不过分。

        中间方:取缔不该有争议,但要与人为善

        程方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应该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贡献有一个判断。应该讲,这些学校办学不能只看负担,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确实给国家解决了问题。政府可以加强政策研究和进行相关试点试验,例如施行“教育券”,人均的义务教育经费派发给个人,国家拨款部分用教育券带走。比如湖北的教育券到北京,兑现国家拨款的这部分钱,北京市政府可以只补贴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上海建英希望学校如果不符合当地要求,被取缔是不该有争议的,这是一个属地管理问题,但应该以与人为善的方式来处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涉及到流入地政府责任问题,但是比较粗线条,不具有操作性。应该有一个机制,钱谁付,上不了学谁管,都要写进细则。我们追求的是依法治教,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对民办教育进行支持。在义务教育法这个原则性框架下,执行部门应该考虑到个体的多样性,作为行政部门,怎么处理需要探索。 (实习生 江江 记者 蒋昕捷)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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