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问责制促进“空气最差排名”正效应

　　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显问题”。不管一个城市如何“吹嘘”自身的发展成就，只需一场呛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雾霾，就会让那些光鲜的成就黯然失色。这几年，环保部门为让地方官员重视空气污染问题，开始定期对城市空气质量进行排名，并将10个最差城市的名单公之于众。比如，第三季度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就分别是邢台、石家庄、唐山、邯郸、济南、衡水、天津、保定、郑州和廊坊。

　　据说，这个“空气质量最差城市”的排名，给官员带来了不小压力——没上榜的担心上榜，上榜的想摘掉这顶帽子。有压力是好事，至少说明官员对这个黑名单有耻感。没有让老百姓呼吸到新鲜空气，甚至让老百姓呼吸的是最脏的空气，政府和官员确实应该有耻辱感。

　　“空气质量最差城市”的排名，就是为了激起官员对这个问题的耻感。不得不说，很多官员以前是缺乏耻感的，虽然环境不断恶化，空气越变越脏，但谈及环境治理时都是抽象和笼统的批评，听着听着耳朵都有了老茧，无法让当政者产生痛感。

　　可能是为了面子，过去的排名多是光荣榜，比如公布空气最好的城市、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等，很少有“空气质量最差城市”这样的“黑榜”。没有“黑榜”，政府和官员就不会有耻感，不会有压力，当然就不会有改进的动力。而公布最差名单，将这些城市的名字绑上舆论批评的烤架，能让官员直面公众的辣评压力。

　　但这只是“空气质量最差城市”排名制度的美好初衷，能否起到正面的激励效应，还需要配套制度的压力和执行力的推动。如果仅有最差排名，却没有其他配套制度的推进，就很难实现“以排名促压力”的制度初衷，甚至会产生一些负效应。比如，会产生审丑疲劳症和懈怠症。有些城市经常垫底，垫着垫着就失去了垫底的耻感，就不以为耻了。

　　冰冻长江非一日之寒，一个城市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以来城市主政者对GDP的过度依赖、对环境保护的习惯性忽略和畸形的产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消除污染、摘掉“空气质量最差”的帽子，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事。

　　换句话说，在一段时间内，“空气质量最差城市”的排名，会相对集中在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刚看到排名垫底的“丢人”结果时，也许会有耻感和压力，会觉得很伤面子，但有一个基本的规律是，这种排名所产生的压力是不断递减的，耻感是不断递减的——反正总是垫底，长此以往就会无所谓了，产生了对“落后”的精神抗体，最后便即使垫底也不觉得有多丢人了。

　　再加上，这种“空气质量最差城市”排名缺乏应有的惩罚，更会加剧上榜者的懈怠感。上了这个黑榜确实丢人，但如果仅仅只是面子上的事，却没有相应的惩罚，没有与政绩挂钩，没有问责的配套，环保部门不能拿“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怎么办，官员就不会再将这个排名当回事。

　　排名垫底的压力，只是一种道德和舆论压力，必须要有自上而下的问责压力，否则就不会触动官员的神经。久而久之，这种排名可能就会沦为鸡肋。GDP“一俊遮百丑”，他们不会再在乎空气质量排名靠后，只要GDP靠前就能遮住所有的问题。

　　所以，“空气最差城市排名”需要装上牙齿，环保部门需要强化执行力和问责力。“空气质量排名落后”不只是排名就了事了，环保部需要亮剑。一方面环保部门要敢于负责任和用足手中的权力，别怕得罪人，让垫底的城市受到惩罚，比如当年环保风暴中环保部就用足了权力，敢于开罚单，敢于得罪地方和企业，树立了环保部门的权威。另一方面是要敦促落后的城市拿出整改措施，给出整改时间表，否则就追究责任，孤立的“空气污染排名”撼动不了强大的GDP思维。

　　原文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2/c_1182540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