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杜地阳
让—玛丽·迪蒂耶尔（Jeanmarie·Duthilleul），中文名杜地阳，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杜地阳1952年出生于法国，现任法国AREP公司(隶属法国国家铁路集团)总裁。杜地阳参加过法国许多重要城政规划与工程设计，其代表作有：巴黎蒙巴那斯火车站交通枢纽及周边城市规划、巴黎圣母院内部新装修工程、法国高速火车地中海线阿维尼翁火车站、马赛火车站的设计以及周边城市规划等。1999年以来，他领导的设计公司同中国合作，设计了北京西直门枢纽暨西环广场、首都博物馆、上海铁路南站等，在建和中标项目还有成都天府广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配套工程——东直门交通枢纽暨东华广场、深圳地标建筑“天地塔”等。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
一座理想中的现代化城市该是怎样一副模样呢？交通拥挤是不治之症吗？穷人与富人一定要分区而居吗？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杜地阳先生。
机械化交通工具改变城市面貌
记者：你做过巴黎的许多城市交通规划项目，请谈谈城市交通规划的历史沿革。
杜地阳：城市交通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一百多年前，人们出行的方式主要是步行或乘坐马车，城市的结构相对简单：一些民居和公共建筑围绕着一个广场建筑。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许多城市至今保持着这样古老的风貌。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发明了几乎所有的机械化交通工具，小汽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卡车、地铁……
机械化交通工具成为新时代的象征，向原有的城市结构和城市交通体系提出了挑战，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交通革命。这场革命把城市带入快速运动状态，人类面临着重新组织交通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未来学家渴望改变城市面貌，认为20世纪的城市里小汽车满城飞驰，占满城市空间。到了60年代，环城公路、立体交通出现了，到处都在修筑道路，城市肌理被粗暴破坏。这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现代化城市不应该是小汽车占主导地位的城市。
记者：什么是城市肌理？
杜地阳：简单说，就是城市的脉络，是历史过程形成的城市布局。城市肌理由大大小小的道路及建筑物构成，从高处看，城市不像一块有经有纬的织物吗？
欧洲城市和中国的相似之处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肌理，它们大多是在一条或多条中轴线上展开的。例如，在巴黎，卢浮宫的中轴线向香榭丽舍大道方向展开通到凯旋门，并继续延伸到拉德芳斯区的大拱门之外。北京的主要中轴线是南北中轴线，从故宫向南北延伸，此外还有以长安街为主轴的东西中轴线。中轴线给城市带来顺序，使城市结构清晰，成为城市的象征和形象。
记者：美国的城市似乎没有“肌理”，也没有中轴线。
杜地阳：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300年前，美国还没有城市，而中国和欧洲都有15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了！美国的许多城市被称为“蘑菇城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建城时，把空地切割成许多方块，在每个方块里盖大楼，摩天大厦就像蘑菇一样长出来了，城市就这样形成。
另外，美国城市公交体系不发达，也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的历史由开拓者书写，城市由开拓者创建，道路规划的出发点是：以小汽车为主，每个人独自驾车出行，是为个人奋斗者规划的。
欧洲和中国的古老城市要适应现代生活，必须进行重大的交通改革，但是，不能按美国的模式改造。如果那样做，就得把城市掀翻重建，怎么行得通呢？那种认为摩天大厦就是现代化的观点很危险。
记者：你认为现代化城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杜地阳：第一，便于人们出行。人是要走动的，不能老是生活在自己的街区，城市应创造条件给人走动的方便；第二，步行者在城里行走感受到安逸，获得享受；第三，人车关系平衡。车道和城市不能截然分开。城市道路不是高速公路，驾车人在城里行驶，如果一路上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感觉也没有，没有产生与城市接触的愉悦，那样的设计也是不成功的。所以，我认为在市区建高架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记者：中国和欧洲的一些城市在建设中拓宽了许多道路，但是，仍然没有解决交通堵塞问题，症结在哪里呢？
杜地阳：多年来，欧洲人发现，所有方便车流的道路建设，如新建车道、拓宽已有道路等，使更多的新车辆挤进来，交通越来越堵塞。所以，不应该再试图给城市机动车的交通提供方便，而应采取其他措施：便利的公共交通；人行道的连续性和舒适性；集中停车中心。实行这些措施，能使机动车的面积减少，改善城市空间质量。在法国的南特、格勒诺布尔、斯特拉斯堡和蒙彼利埃等城市，有轨电车投入运营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不仅疏通了城市脉络，同时为市民提供了一种新的交通方式。
北京的中轴线应最大限度地留给行人、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而不是留给机动车。关于行人的方便和舒适，我想说，如果街道又长又宽，不得不修建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坡形的，坡度和缓。让老年人去爬那么高、那么陡的天桥是很严酷的。楼梯应修在房屋里而不是街道上。
让穷人和富人住在同一栋楼里
记者：请允许我提一个关于城市规划的社会学问题。欧洲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存在富人区和穷人区。从地理方位看，一般城北或城西是富人区，城南或城东是穷人区。北京的发展史上，也存在南部相对落后的问题。地理方位上的贫富差距是怎样形成的？
杜地阳：富人区与穷人区形成的原因，实际上是一个“气味”问题。几百年前，欧洲城市的卫生设施很差，居民朝街上乱泼脏水和尿，城里充满各种难闻的气味。富人就把住宅建在迎风的位置，就是北边、西边，在有山的城市，就建在山顶或山坡上，难闻的气味容易被吹走。这些被称为“上风上水”的地方就成为富人聚集地。
我们不能听任城市规划上的贫富分化。从1977年开始，法国政府出台政策支持穷人住房，或是资助租房，补贴发放到个人，或是投资盖房，房子盖好后廉价租给穷人。而今，政府投资盖的不是整栋楼，而是一栋楼里的若干套，这就能使穷人和富人混住，同一栋楼里，既有富人也有穷人。巴黎郊区的有些城市已经这样做了。既然是同一栋楼，房屋的质量就完全一样。在住宅问题上避免贫富分化，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记者：你在各种场合提倡建设高质量的公共空间，请谈谈你的具体主张。
杜地阳：现代城市是一个运动形态，运动带来活力和繁荣，一切与运动形态有关的因素，如公交车、小汽车、地铁站、交通枢纽……体现着居民的生存状态，关系到生活质量，它们应该是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核心。以火车站台建设为例。1981年，法国第一条高速铁路投入运营以来，高速铁路的里程迅速增加，自然也带动了火车站建设，这使我们有机会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做这类设计时，首先要考虑其使用功能和服务功能，但是，我也想到，要是让那些饱受交通压力及高密度压力的人们身处其间感到安详，体现尊严。好的公共空间还能促进人际交往，使人生活于其间产生幸福感。
最后，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形象鲜明，往往能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做好一个公共空间，如同播下一颗可持续发展的种子。马赛火车站曾是贩毒、吸毒者聚集地，地中海高速铁路通到马赛后，设计流畅、时尚的马赛新火车站成为城市的一个亮点。
希望中国不要复制欧洲的地下交通设施
记者：你和你的同事在中国已经取得很大成功，怎么解读你们的成功？
杜地阳：中国给我们带来激情，带来创造的冲动。搞我们这一行的，需要在世界各地存在，同各种文化交流，吸取其优秀成分，以便时时产生灵感。中国恰恰能给我们灵感。面对中国沸腾的建设，谁能无动于衷？
我读大学时，就对中国哲学着迷，如中国哲学所讲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如天与地、阴与阳、虚与实、变与不变等，对我很有启发。比如，博物馆要留下足够的空间即“虚”，是为了让参观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展品即“实”上；再如，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很有道理。你看，两个平面相接，不就成了一个三维空间？中国文化使我多方面受益。
记者：你对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有何建议？
杜地阳：希望中国吸取欧洲在交通建设方面失败的教训，不要复制我们的地下交通设施。欧洲的立体交通，地上层很堂皇，地下层则很丑陋，因为阳光照射不进。现代设计的一个重要理念，无论地上地下，都应该是光明的。我们在法国改建一些老的地铁站台，就是要让它们明亮起来。
最后我想说，全球化真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它使人与人的接触变得容易，它促进了思想交流，加深理解。我在法国对铁路系统的工程师、对各地的市长展示上海铁路南站的图片，我说：“这就是中国！”他们也激动不已——中国造出这样漂亮的火车站！你看，一个交通项目就使两国人民的心靠近了。▲本报记者 郑园园
《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