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时办良民证的照片）
大众网枣庄6月7日讯（作者 刘增平）1942年深冬，我家的一个邻居王奶奶（1967年7月去世）从娘家费县梁邱镇侯庄回来，找到我父亲，说老家山里（根据地）需要一种灯泡（电子管），托我父亲尽快给买到。第三天，王奶奶的表弟魏××推着装满粮食及农产品的独轮车并告诉型号，型号规格是刻在独轮车架子上的（用以掩护身份）急匆匆赶来，告知山里急用，请快快搞到。
我父亲当时在枣庄中兴公司电务处工作，第二天上班后，找到课长日本人森田，告诉他设备上的电子管坏了，经过日本技师检验确定后，开了领料单，又到材料处找到总管，签字后，一次性领取了四个电子管，通过王奶奶的小叔子王宪廷（当时在中兴公司搬道叉），坐着火车头将其中的三个电子管带出了中兴公司，送到了王奶奶家。王奶奶根据她多次去根据地的经验，让我父亲在枣庄容光照相馆（长清邵姓人开办）照了二寸照片，照片保存至今后盖有日本宪兵队印章，办了良民证，并带了些银元，买了一些烟，用于路上打发查路的汉奸。大约过了两天，他们装了十余麻袋焦炭（其中夹带着生铁、螺丝，用电线扎口），雇用各塔埠李家运输货栈李东尧（李的大哥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家的马车，由李东尧亲自赶着马车，从枣庄奔龚庄、经峨山口到北庄，经过层层检查，来到了费县板桥的一家翻砂厂（做铁匠、小炉匠用的砧子）。翻砂厂老板炒了几个菜，烫了一大壶酒，陪着李东尧喝酒吃饭，同时安排工人轮番劝酒，直至将李东尧灌醉，昏睡了三天。我父亲和王奶奶得以脱身前往鲁南军区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的有关人员马上向首长报告。大约过了两个时辰，罗荣桓政委会见了我的父亲，并把他在学校教学的爱人林老师叫来，罗抓着我父亲的手向他爱人介绍。林老师当时领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罗荣桓的儿子）来，寒暄后，让小男孩喊我父亲“叔叔”，我父亲抱了一会他。罗政委随后安排伙房做饭，杀鸡宰羊，做得很丰盛。吃饭的时候罗政委又邀请了好几个人，其中一人还拿出了一瓶放了好长时间没舍得喝的好酒，大家边吃边谈，一直聊到很晚。饭后罗政委为我父亲安排住宿，还特意吩咐加了一床被子，并在房间里点了一个火盆。
第二天早饭后，来了一个身高大约一米八的人。这个人骑着马，身边跟着几个战士。罗荣桓给我父亲介绍，这个人就是张光中。伙房的人报告说王奶奶的十一坛花生油已经装好了，罗荣桓吩咐人员拿了很多钱和两个金砖，让我父亲收下，我父亲说你们是为了打日本人的，是为穷人办事的，咱们是朋友更是兄弟。罗荣桓重复了一遍咱们是永远的朋友，永远的兄弟。我父亲和王奶奶告别了罗荣桓，一路颠簸回到了枣庄。第二天我父亲象没有什么事一样去上班，又过了几天，父亲的上司追问四个电子管的去向，父亲谎说因为不小心损坏了一个。实际上电子管送给了抗日根据地。此后，我父亲又连续给费县板桥的鲁南军区抗日根据地送了两次，数量不记得了。
1946年，根据地需要一种急缺的电器，这种电器在枣庄只有中兴公司有。我父亲和王奶奶经过伪装，以贩运焦炭的名义，向根据地秘密地运送了一批电器配件。这样通过王奶奶往山里运焦炭，往回运花生油及农副产品，开辟了一条向根据地运送物资的秘密通道。1948年，我父亲参加了公开的工会组织……
1948年，我父亲和工友王洪印、陈殿军、王宪廷自发组织了慰问队去淮海战役前线慰问。当时，我父亲背着我奶奶从家里扛了一麻袋高梁，带着平时积攒下来的10快银元，一同去的朋友们也带了很多物资，县委的高照民（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教导员和李希亭（上世纪六十年代任枣庄市政协主席）给他们送行。这个慰问队就是枣庄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的前身。
从淮海战役前线后，我父亲就留在了县工会，跟李希亭当通讯员。1953年，我父亲调入中兴煤矿债务小组，清算中兴公司欠煤矿工人的血汗钱。1956年，我父亲调入枣庄矿区工会，这时李希亭任枣庄矿区工会主席，我父亲继续给他当通讯员。1957年我父亲调到枣庄煤矿职工俱乐部。1957年搞政治运动，查档案时发现我父亲1953年前的档案都没有了，只能按1953年参加工作。
1950年我父亲在县工会工作时，县委曾转来一封从徐州来寄给我父亲的信。信是张光中写的，内容大意是，如果我父亲现在的工作不顺心，可以到徐州找他。他当时已经是徐州市的市长了。张光中重申和我父亲是永远的朋友，永远的兄弟，家里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他。
我父亲当时不愿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告诉别人，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这些都是应该的，都是小事。而且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特殊，国民党搞暗杀的特务特别多，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将这些告知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