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忠女儿张微微 讲述“对爸爸的怀念”  

    大众网枣庄8月2日讯（口述 张微微 记录 刘增平）也许，我什么都不该说，对爸爸张光忠的无限怀念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可是他老人家临终走的那么突然，以致在他与世长辞的最后时刻，我们大部分子女，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和平时一样坚持工作，没能赶上和爸爸作最后的告别，爸爸是喜欢这样悄悄地离去的。多少年来，他总是嘱咐我们，不要为他耽误工作。
    我对爸爸的历史了解得很少。记得很小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很多连环画，其中有两本是《铁道游击队》。妈妈在为我讲解的时候说：“书中的张司令就是你爸爸”。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爸爸的经历。不懂事的我便兴冲冲地去问爸爸：“您真的是张司令吗？”可是爸爸却淡淡地说：“小孩子家，好好读书去，管这些闲事干什么”。是的，爸爸生前最不爱谈自己光荣的历史，尤其在孩子面前，几乎从来不肯提他的过去。有时我们问的多了，缠紧了。以致在旁的妈妈看不下去，想方设法给予一点支持，才能使爸爸很简单很诙谐地说上三言两语。
    他曾说过：“以前我要过饭，你们看我这个膀大腰粗的壮汉子，跑到人家门上去叫‘老板娘，给个馍吃’你想人家会给吗？吃的馍没要到，受的气倒不少”。
    爸爸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记得一九六三年祖父从老家来宁，有一次在妈妈面前说，当年分家后，爸爸名下有一百多亩良田，可是爸爸不肯过安分日子，成天东奔西走，不是蹲监坐牢，就是被大兵抄家，自己还跑出去做工讨饭，硬是把好日子过毁了。我在旁边听了很纳闷，就去对爸爸说:“爷爷对你有意见，说你把好日子过毁了。”可是爸爸听了却说：“你祖父年纪老了，他的话不能听”。这些话反而激起我很大的好奇心，以后我从到家来玩的叔叔等人口里才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爸爸和家庭的往事。
    在祖父眼里，爸爸是个败家子。祖父也曾对爸爸寄予一定的希望，把他送到徐州去读书，可是爸爸在学校里接触了进步思想，和同学一起闹罢课，后来又自作主张考上北伐军办的学堂，当了学兵，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办学校，亲自带人把自家地里快要成熟的谷子割了建校舍，气的祖父躺在床上不吃饭，二祖父卡着腰堵到门上来骂爸爸，可是爸爸根本不听他们那一套，硬顶着把学校办起来了。他给学校请来了教师（其实有中共地下党员），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办成人识字班，讲革命道理，很快就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抓走了几位进步教员，学校被迫停办。身为校长的爸爸，立即带领同学到县政府去请愿。反动当局早就想抓爸爸了，当场就把爸爸也送进了监狱。祖父为了营救儿子，不得不四处托人说情，花了不少钱，才把爸爸放出来。而爸爸呢，出狱后干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从此，他离开了家门。为了推翻压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他坚决抛弃了自己优裕的家庭生活，甘愿受冻挨饿，四处奔走。
    虽然爸爸从来不向我们子女叙述这些经历，可是我们从前来看望爸爸的革命前辈们的谈吐中，也能略知一二。特别是爸爸到了晚年后，很怀念过去同甘共苦的战友，每当老同志来探望他，爸爸的兴致总是特别高，有时候谈笑风生。我和妹妹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记得一九八一年初夏，爸爸肠癌手术切除后，有一位外地叔叔专程到家来看望他，两人谈了不少话。那位叔叔转脸对我们说：“知道吗？从前你爸爸是有名的大肚汉，吃干饭一顿三大碗，还得拍拍紧，盛的冒尖，至少也有两斤。吃起油条来，一口气能吃20多根呢”。爸爸听了也笑了起来，说：“吃油条是没办法，硬吞下去的”。妈妈问：“从哪弄那么多油条来吃的？”爸爸才说：“他（指叔叔）讲的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我在临城一带搞地下工作，经常扮成小贩，一会儿卖香烟，一会儿卖油条、洋（煤）油，一会儿卖花生。最初以为卖油条很简单，提个篮子走街串巷就行了。哪里知道卖油条也有名堂。人家那些小贩在城里都有老主顾，拿上二三百根油条不用一上午就卖光了。我不知情，也到油锅上去赊了五十根，老板看我新面孔，只给二十根，我转来转去卖了一上午，只卖了七根，自己一赌气找个避风的墙角，一口气吃了十三根。后来挑上油挑子下乡卖洋油，心想捎上几根油条一块卖吧，就又去赊了三十根油条挂在挑子上，卖了一天，到晚上一查，只卖了五根油条，正好未吃晚饭，心想剩下的还是自己吃吧，谁知放在嘴里一咬，全是洋油味，这才明白为什么卖不掉。最后这些油条全部由自己硬吞下去了”。叔叔接口说：“你爸爸的笑话多啦，卖香烟时，他装作不识字，拿着一毛钱的票子到处请人家帮他认……”是的，每逢有老同志和爸爸一起追忆往事，他们总是把当年那种艰苦的斗争生活当作笑谈。
爸爸是个戎马半生的革命战士。。如果说我通过各种途径，对爸爸早期进行地下党活动的经历了解还很肤浅的话，那么我对爸爸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带兵打仗的历史知道的就更少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永远珍藏着一个关于爸爸单刀赴会的真实故事。
    那是一九六三年，爸爸去连云港疗养。当地一位叔叔请他到学校去给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爸爸推辞说：“我有什么好讲的，别耽误同学们上课”。那位叔叔给他点了题要他讲讲铁道游击队和他单刀赴会智擒敌师长的故事。这件事后来被我知道了，一定要爸爸讲给我们听。爸爸给我们缠的没办法，只好从头到尾地叙说了一遍。这是爸爸在我面前讲得最为详尽的一段经历。记得爸爸当时以嘲笑的口气说：“不是什么敌师长，是敌人的一个支队参谋长，那家伙是个窝囊废”。爸爸说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事。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呼声中，国共两党一度出现合作的局面。当时爸爸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曾受编于国民党第五战区山东保安二旅，为“直辖四团”，以后也叫做“保安二旅十九团”，张里元为旅长，爸爸任团长。当时说明的条件是，这支部队由共产党领导，保持独立的建制，张里元既不能派人进来，也不能从这支部队调人出去。可是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张里元等人名为合作，实际在暗中排挤，总想消灭这支人民的军队。张里元曾以联合抗日作战为名，把义勇队调到前沿阵地后，就暗中把自己的部队撤下去，躲得远远的，妄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平时他手下的人也经常克扣我方的给养，甚至偷袭我军的后勤，一九三九年夏天，张里元所属第九支队参谋长梁淑孔，袭击了我运送给养的小股部队，扣下我四名战士的枪。消息传开后，我军广大官兵义愤不已，直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就在此时，张里元忽然指名要爸爸到他的防地赴宴。爸爸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就带了几名警卫战士骑马前去。临近村子，爸爸先让战士们守候在村外树林里，自己神色自若地走进村子。席间他谈笑风生，还特意把绑腿解下来放到口袋里，未等席终，爸爸笑着拉住坐在一边的梁淑孔的手说：“梁先生，有点小事我要和你谈谈。”梁淑孔自恃这里是他九支队的防区，村子里外都设有岗哨，便有恃无恐地随爸爸走出屋外。他做梦也没想到爸爸面带笑容地把一直手枪顶到他腋下，低声命令他不要声张跟着走，梁淑孔为了活命只好和爸爸“挽臂同行”，村外岗哨不明底细敬礼相送。到了村外树林边，爸爸从口袋掏出绑腿交给警卫员把他缚在马上扬长而去。直奔我军驻地。这个鸦片鬼，不仅眼泪鼻涕交流，连小便都撒在裤子里了。当爸爸审问他为什么截我给养，以及请他赴宴的用心何在时，他对张里元妄图消灭我军的预谋供认不讳。后来张里元发现爸爸劫走梁淑孔，十分惊慌，连忙派人前来赔礼道歉，说是发生了误会。我军未用一枪一弹解除了一次危机。张里元领回梁淑孔不久，我军变取消了原来的番号，划归我八路军一一五师领导，成苏鲁支队，爸爸任支队长。这在爸爸去世后留下的手迹中，也有对这段往事的记载。
    爸爸为人宽厚，平易近人。自我记事以来，不论是外地的叔叔阿姨，还是从农村来的乡亲，他们对爸爸都十分尊重，人们深深的爱戴他，有好几位叔叔在爸爸生前就对我说，要我想法把爸爸一生中可歌可泣的事迹写下来，可是爸爸谈得太少，因为在他看来，加入共产党就要为党为人民做事，他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当做的。只有不够的地方，没有宣扬的必要。“革命不是入股”，这是他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
    爸爸对待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他的晚年生活刻板得象一座钟，每天分秒不差地向前走着。多少年来，他总是把按时收听新闻广播作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九七八年，爸爸因患“脑血管意外症”住院抢救，病情控制后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听新闻广播。由于脑子迟钝，一时跟不上播音员的速度，无法领会广播内容，他就叫家里人把报纸反复读给他听，有一则短短的新闻要讲四、五遍。出院以后大部分时间，他总是默默地靠在藤椅上看书看文件，有时妈妈怕他腿肿，便在藤椅前放个小板凳，他就把腿搁在小板凳上两手捧书半躺半靠地看。小妹妹放学或下班回家看见了，走到他的身旁一边对爸爸说：“休息了，要不您的眼睛又要红了（爸爸眼底血管硬化经常出血）”，一边帮他摘下眼镜点上眼药水。爸爸在这个时候，往往听任妹妹的摆布，有时不满意了，便说一声“这孩子”。
    爸爸的日常生活是很刻苦的，他对“生活特殊化”深疼恶绝。他穿的内衣经常是打补丁的，有时妈妈嫌太破给他换上新的，他总要把旧衣服找出来看了又看，直到他自己也确认不能穿了才肯扔掉。爸爸的饮食一直是最简单的，多少年来他总是和我们全家人吃一样的饭菜。平时如果没有客人，爸爸从不允许饭桌上摆四样以上的菜肴。到来晚年，因为疾病的折磨，爸爸的胃口很不好，有时妈妈特意给他加点营养菜，只要被他发现了就会不高兴地说：“现在的生活够好了，为什么要单独给我开小灶？大家一块吃吧”。妹妹们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妈妈听来别人的建议，到省委小伙房给爸爸打来一个他平时最爱吃的火锅菜，被爸爸知道了十分生气地责问妈妈说：“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特殊享受的权利，小伙房的东西我不吃”。结果这个火锅热了一顿又一顿，爸爸连筷子都不肯伸一下，最后妈妈含着眼泪对妹妹们说：“你们吃了吧，以后再也不要到外面去打菜来”。
    在孩子们的面前，爸爸的话不多。他对子女的关心和疼爱，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但正如对待一些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一样，他从来没有把我们看成是私有的。我的大哥、二哥和三哥都是在战争年代参军的。二哥叫张训益，入伍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由于年纪小被挑去学飞行。成为我国第一批飞行员中的一个。听哥哥们说后来他随着飞行部队去了东北，并在那里光荣献身，牺牲时才满十八岁。我从未见过二哥，有一次我问爸爸二哥什么样，爸爸沉默来半天才说：“他还很小，还是个孩子……”就在也不说话了。三哥当兵时才十二岁，在日寇大扫荡时他跟不上大部队的行动，北老百姓拾去认作干儿子掩护起来，后来被万（春圃)伯伯碰上了，才从老百姓家中接回来。听大哥说，当年在部队里他们很少见到父亲。爸爸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当年山里生活十分艰苦，有一次他穿了一双破得露出了脚趾头的鞋经过司令部，正巧碰到爸爸，爸爸一声不响地把自己的鞋脱给了大哥。
    我是爸爸和妈妈结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女孩，其欢悦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听妈妈说当时爸爸为了给我起名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踱了好长时间，他先提出“叫微微怎么样？还是小不点的意思”。然后又自己推翻说：“还是伟微吧，能大也能小，是矛盾的统一。让他长大了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以后可能是嫌这两个字不象女孩的名字。到我上小学时另外用了“薇薇”二字。如今回想起来，“伟微”二字的含义是深长的，它实际上寄托了爸爸对我们下一代的殷切希望，他希望我们在人民面前能大能小，为党工作勿论巨细。
我和妹妹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的孩子。小时候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为他总是没日没夜地忙工作。我们很喜欢在他下班的时候跑到院子里去等候他。有次爸爸看见我们便蹲下身子，一把抱起我们三个小姊妹乐呵呵地走进家门。上学后爸爸很关心我们的学习，有时到北京开会，他还专门给我们买一些铅笔之类的学习用品。“十年浩劫”时，学校搞“停课闹革命”，爸爸认为小孩子正在学文化、长知识的时候，耽误了学习太可惜，就亲自到街上买几本初中代数课本，给我们教授起来。他规定每天上午是我们的学习时间，有时大哥的女儿来了，也跟我们一起学习，直到爸爸被“隔离”，两本初等代数已几本教完。爸爸的记忆力很好，在给我们讲课时，他的思路非常清楚。他特别注意培养我们融会贯通的解题技巧，为我们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一九七〇年春天我初中毕业，适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近70的爸爸不顾自己的年老体弱，亲自到火车站把我送上去江西农村的火车。在火车站一片唏嘘的哭声中，我和爸爸都没有掉泪。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是出于年轻人的幼稚和狂热。而爸爸却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和纪律。在他看来：我是共产党的女儿，就应响应党的号召。当年他把哥哥们带到部队，如今把我送到农村，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虽然他从来不对我们说什么慷慨激昂的言辞，但却用实际行动无声地告诉我们，作为他的子女，必须无条件听从党的安排。
到我小妹妹高中毕业时，爸爸的身体已经伤残了，他的心脏安装了起搏器，靠人工机械维持生命，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而且当时我们姊妹都先后离家在外，家里确实需要留人照顾，因而妈妈便想把小妹妹留在身边，可是爸爸却不同意，他说:“孩子不属于你私有，让她到实践中锻炼有什么不好？为了我们需要就留下她，你不认为我们太自私了吗？也应当听听她自己的意见呀。”小妹妹当时表态说：“我的同学都下乡，姐姐走的更远，我下去总出不了江苏省，留下来也帮不了家中的大忙，家里有事通知我，我随时都可以赶回来，让我去经风雨见世面吧”。爸爸听了很高兴，再三劝妈妈“不要拖后腿”，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家里只有两位老人——一位风烛残年的父亲和一位心情沉重的母亲。爸爸总是那样无私，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和爸爸在一起，总是觉得心里比较开朗明净。爸爸虽然说话不多，但并不乏幽默感。记得有一次小妹妹和妈妈闹了点别扭，一个人躲在小房间里拉提琴，搞的全家人都不愉快。爸爸发现看，便放下正在看的书，看着妈妈说：“你这位老同志怎么得罪了小同志，大家听听这琴声多么悲壮！”一句话逗笑了全家人，家里空气立刻活跃起来。还有一次我陪爸爸去理发，小师傅光顾和别人谈天，大冷天给爸爸剃了个短平头。我很生气。可是爸爸照照镜子说：“这个发型不错，我好像见胖了”。听了爸爸的话，小师傅本来拉长的脸变圆了，低声道歉说：“我推的太短了，天冷容易……感冒”爸爸却说：”我可以带帽子嘛，以后工作时思想集中就好了嘛”。
    “十年动乱”，我们家和全国大部分家庭一样，遭到一场巨大的劫难，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爸爸竟成了“革命”对象，被非法“军管”，以至因病致残。一伙披着革命外衣的“造反派”冲进家门，把我们本来就十分简朴的家洗劫一空。多年守卫在边防线上的哥哥们回到家里，连张睡觉的床都无法安排，只能搭个临时地铺，……三哥曾无限感慨地说：“要是爸爸在部队不转业多好，那待遇可完全不一样了”。爸爸为此严厉批评过三哥。在爸爸眼里，从来就不存在个人待遇问题。在战争环境他面对敌人威逼引诱不动摇，到和平年代他听从党的安排，遵守党的纪律，从未向党开口、向人民伸手。在帮助妈妈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一九五二年所写的一份思想检查。其中他检查了在当徐州市长时用公家的汽车把我前母遗体送回乡去是错误的。面对这份发黄的检查草稿，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眼泪扑簌簌得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