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北京鲁迅文学院都是目前中国培养作家最重要的摇篮。当今活跃在文坛上的大多数作家都或长或短，或先或后后在鲁院学习过。在鲁院门前那条大街上行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冷不防你会与哪位著名作家不期而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此把鲁院说成是文学爱好着心目中的一片圣地一点也不过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是我的一个梦想。但一直苦于无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时代文学》杂志社的主编李广鼐老师，他向鲁院推荐了我，并且告诉我已被录取的消息。我当时对这件事情还有些不相信。为此还专门打电话向鲁院核实，尽管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但是心情还是放不下来，担心中间再有什么变化。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当时，我是我们那个地区第一个到鲁院上学的，那还一个把作家特别当作一回事的时代，动静很大，当地的电视台报纸都作了报道，把动静弄的很大，把我弄的也很光荣，县里的牛家义书记还专门给我批了两万块钱作为学费和生活费，真是风光，那感觉就像今天考上了清华北大。
我们那一届是九六级，用句时髦的话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1996年，我有幸在鲁院学习了一年，亲自感受到了它潜移默化的文学氛围，可以说是受益匪浅。鲁院有一段时间，一直以办长班为主，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大都开办一些短训班，我们那一届要幸运一些，时间为一年，从我们那届之后，这么长的班好象到现在还没有办过。当时中国作协领导对这个班很重视，开学之际还专门来看望了我们一下，并拨款五万元改善我们的生活，这在历届同学中好象也是唯一的，我因此还分得了几百元饭票。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那一届是幸运的。从一九九六年到二00六年，整整十年了。但是站在今天回头一望，那段岁月还是那么的清晰与动人。
我到鲁院的时间是一九九六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学校的开学时间是九月十八日，我晚到了五天。 来之前，我们地方政府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联合为我召开了一次作品讨论会，耽误了一下时间，当时鲁院的何镇帮老师也参加了我这次会议，在会上我向他请了假，所以来的比较从容一些。我的学号是六十九号，差不多是我们班最后一名到校的学生。我是个没有进过大学校门的人，对报道注册之类的事情一点也不懂，那个时候我还是第一次到到北京，提着行李箱在鲁院的大院里行走，心情还有些忐忑不安，但是几位热心的老师马上围了上来，帮我注册，安排房间，提取被褥，使我一下把我与鲁院的距离拉近了。
从404到307到客房
我刚到鲁院的时候住在四楼的404。两个室友一个是江苏南通来的老沈，一个是河南漯河来的小万。老沈入学的时候就五十多岁了，他的孙子小猴跟我的儿子小品一样大。小万则显得更加虔诚，为了上学举家来到了北京。我们三个人岁数虽然各有差异，但是都喜欢安静，所以，我们三个很快就团结在了一处。我们宿舍的对门就是厕所和楼梯，每到夜晚最需要安静的时候总有这样那样的脚步声传过来，间或还有厕所的木门“咚”的一声伴奏。所有，我们换一个房间的愿望就十分强烈。这件事情是老沈跟老师去谈的，具体跟哪位老师谈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位好老师竟然一下子答应下来，把我们调到了三楼，一个叫307的地方。
三楼住的是清一色的女生，我们忽然有一种“洪常青”的感觉来。女生总是要比我们男生勤快一些，课余闲暇总是要弄一些小吃零食什么的，遇上了自然也少不了我们一份，偶尔，洗衣服的时候，也会有好女生前来帮忙，这学生生活真是有点滋润惬意。
慢慢的，大家都熟悉起来，说话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同学一聊起来就是大半夜，愉快是愉快，收获也有收获，但是也有点不像回事。我那时候是个创作欲望很强烈的时期，有许多想法迫切需要写出来，就感觉时间有点不太够用，很想寻找一个单独的空间写东西。鲁院的秦晴老师，是我见过的最慈祥的老师，无论怎么看她都像一位善良的母亲。这也是其他同学的看法。有一天，我试着把这个想法向秦老师说了出来，秦老师答应跟其他老师商量一下，但是她也不好说有多少把握。话虽然说出去了，但我感觉希望不大。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学生，鲁院的同学又那么多，怎么好单独给你腾出这么一个空间呢。但是，好象两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秦老师悄悄把我从宿舍叫了出来，给了我东楼客房一个房间的钥匙，并且叮嘱我注意保密。那一刻，我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差一点儿跳了起来。
东楼的客房原是留作接待外地老师来给我们讲课住宿的地方，条件要比我们宿舍好的多，除了沙发、桌倚一应俱全外，还有一个卫生间，最主要的是这里尤其安静。感谢鲁院，就在这里我写了《村长与车》、《集资》、《贷款》、《一个乡长的来信》等那一个时期我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现在翻看这些作品，我依然还可以想见当年在那所房间的种种印记，让我感动，更让我怀念。
几位让我难忘老师
除了刚才说过的秦晴老师之外，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老师还有几位。一位是朱辉军。他好像是哪所大学的教授，年轻，有朝气，思维敏捷。他给我们讲的好像是马列文论，一些很理性的东西竟然被他讲的生趣盎然，饶有意味，真不容易。那可能是我今生听过的最精彩的哲学课了，以后也到一些党校之类的地方听过一些，但是，一比较就感觉到差距了，当然感觉完了，就会想起朱老师。朱老师一共给我们讲过两堂课，第一堂课好象是我们刚刚入学不久，在那堂课上，他讲到“现实主义冲击波”现象的时候，对我的中篇小说《黄坡秋景》大加赞扬，当听到我们的副院长孙武臣老师说我就是这个班的学生时，他还专门停下，从讲台上走下来，与我握了一下手，弄得我激动了好大一会儿。第二堂课大约是在97年的春节之后，来的时候他还带了几本书，说要送给大家。他话音一落，书就被坐在前面的几位同学抢了去。我在后面，自然没有抢到。后来，他专门送了我一本，签上了名字，我正好又不在学校，他让我的室友老沈转给我的。那本书叫《西风东渐》，直到今天还好端端地立在了我的书架上。回头一看，依然醒目。
另一位老师就是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老师，在我来鲁院之前，雷达老师就写过我作品的评论，说我的作品是“黑色幽默”，我一直对他肃然起敬，听说他来讲课，一大早我就跑进教室，惟恐错过了一个细节。
但是，雷达老师路上遇上了堵车，晚来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再加上头天晚上休息不好，他显得疲惫而又不安，坐在讲台前，竟然好一会儿也说不出话来，后来拿出几张写满字的提纲，讲了几句却怎么也进入不了状态，他有些尴尬地看着我们，果断地说声对不起，以后再来把这节课补上，接着就把那堂课停了。我看出来，他是个很情绪话的人，当感觉自己进入不了状态，不能把最好的东西传递给我们的时候，就决不敷衍，他认真及治学态度，给我很深的印象，那节课从讲课的角度上讲虽然不够成功，但是从做人做学问的角度我却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在遇到要我讲几句什么的时候，我都要好好感觉一下，问一问自己是否能到底给予人家多少，不敢信口妄言。
还有一位老师，姓张，不带我们的课，是我们学校的校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叫他张师傅。他个子很高大，有一米八几的样子，整天扛着一把扫帚在校园里走来走去。鲁院校园不是很大，他一个人就给弄干净了。除了打扫卫生之外，他还兼做着给澡塘烧水。我能记起他，是因为他会作诗，在校学习期间，我一共见他作过三次，一次是一位姓陈的同学不小心将几张废纸扔到了窗外，他看到之后就做了一首“小手轻轻抬，废纸扔窗外。看在人眼里，心情坏不坏？”他没有一点责难的语气，却恰到好处地用了一个问号，弄得同学们再处理废纸的时候就小心翼翼了。另一次是下了雪，同学们刚起床，就见餐厅门口的黑板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虽然下雪了，但是路不滑，要问为什么，被我扫没了。”再看张师傅，正在大门口一脸得意地铲雪，我们都有些感动。还有一次好象是到了洗澡的日子，锅炉却忽然坏了，他用诗做了一次广告，“锅炉闹情绪，修理正积极，何日能洗澡，明天没问题。”，多好！有点像今天网上风糜的“梨花”体，其实，在十年前我们的张师傅都会作了，我们有时候说到鲁院的时候，就会说到他，鲁院的一个师傅就这样文学，何况我们做学生的。
作品讨论会和中国作家会员
我们那一届鲁院专门为我们召开了一次作品讨论会。主要对我、湖北作家王世春、安徽作家贾宏彬的的三篇作品进行了讨论，我的中篇小说《一个乡长的来信》已经在山东《时代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选刊》也已决定选载，王世春的中篇《立春》，已定《当代》发表，贾宏彬的作品是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也即将发表。这件事情定下来后，我有些感动，说句心里话，我们那点学费除了住宿、水电、以及开支老师们的讲课费用外已经够紧张的了，鲁院还请来一帮专家给我们开作品讨论会，我觉得除了殷切希望之外，就是再无私地送我们一程。那次讨论会很成功，各大报纸都进行了报道，连我家乡的人都看到了。扩大了我们的影响，更增强了我们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的决心。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不能忘却的，就是申报中国作家会员的事情。
大约是97年春节开学不久，学校里忽然传来要申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事情。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来说，能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同学们都积极申报。我也激动了一下，但是看看申报条件，至少需要出两本书，我就把申报的念头给打消了。尽管我也写了不少时间，出了不少作品，但是一本书也没有出过。当大家的申报表报到院里的时候，孙武臣院长亲自找到我，问我为什么没有申报，我如实相告。他跟院里的其他老师商量一下后，把我的情况向中国作家协会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并把我为特殊情况中国作家协会进行了推荐。最终，我被中国作家协会破格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件事情反响很大，《文艺报》、《文学报》都对这件事情做了报道。使我的状态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鲁院给予我的很多很多，作为她的一名学生，我又能回报她什么？那就是汲取着她给予我的营养和精神，走的更远，长的更壮。
我一直在努力。鲁院也一直在看着我，并且在微笑！
（张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