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９月２日电（记者黎云）黎东汉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湖南长沙早期革命运动中的共产党员。还是孩子的黎东汉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就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在长沙城里为党组织送信。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长沙北区的党支部都建在我们家。”黎东汉说，“公开名义上是国民党的１５支部，同时也是共产党的地下１６支部。”
但很快形势就急转直下，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长沙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一家人经过商量，决定由叔叔带着黎东汉参加红军去，父亲则继续留在白区坚持工作。就这样，１６岁的黎东汉成为了浏阳独立师的一名战士。
“我父亲后来也到了浏阳独立师当侦察参谋，但不久就在一次化装侦察中被敌人认出来杀掉了。”黎东汉回忆说，“解放后曾有人告诉我父亲埋的地方，但当我准备去修个墓时，又有人说那里埋的是个日本鬼子，只好算了。”
浏阳独立师改编成红６军团１８师后，缴获了敌人一部电台，黎东汉被派往红军在江西万载县的通信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１９３４年，红６军团西征与红２军团会合时，学成归来的黎东汉已成了红１８师电台的报务员。
红２、６军团会合前，贺龙领导的红２军团在脱离洪湖苏区后长期苦战得不到补充，处境已经非常困难，但在黎东汉眼中，红２、６军团整合后，这两支风格不同的部队相互配合，刚好相得益彰。
“我们红６军团特别能打仗，不怕死，但是一天只能走６０里地，不如红２军团快。”黎东汉说，“红２军团特别能走，一天山路能走１２０里，还能停下来打双草鞋明天接着走。”
在龙家寨战斗中，敌人集中了１０个团的兵力进攻红军。“红２军团上去放了两枪就没有子弹了，只好退了回来，王震和肖克又带领红６军团上去和敌人一直打到第二天。”黎东汉回忆，“战斗结束后，红６军团非常疲劳，不能再贸然追击，而休整了一晚上的红２军团端着空枪乘胜追击，结果缴获了２０００多支枪，还缴获了一台无线电台。”
１９３６年元旦，黎东汉已经是红１８师小电台队长。部队在突破湘鄂边界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在长岭山头和敌人遭遇了。
“当时我们的先头部队一个营已经过去，但敌人没有打枪，专门等我们师指挥部的３０多个人进入包围圈。”黎东汉说，“有点像美国人的‘斩首’行动。”
敌人突然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上来，大声喊着“抓师长”，端着枪一下子就冲到了红军队伍里面。
师长张正坤的警卫员一把抓住师长，顺着山坡就滚下山去。黎东汉一看，也跟着大喊了一声：“同志们，滚！”电台队的几个人抱着电台就往山下滚去。
黎东汉至今仍然抑制不住机智脱险的喜悦，笑得特别爽朗：“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军语中，可没有‘滚’这个词。”
由于当时刚下过雪，积雪盖住了茅草，滚起来非常顺利。黎东汉和师部的３０多人从山腰一直滚到山脚，滚出了敌人的包围。不但未伤一人，还把电台带回来了。
师长看见黎东汉带着电台回来，高兴地抓了一只鸡和一只鸭，亲自送到电台队。
黎东汉说：“警卫员要提师长都不让，非要自己提着来送给我们。”
除了当电台队长，黎东汉还是红１８师的特派员。
特派员是当时红军受到“左”倾路线影响的产物，主要工作就是肃反，权力很大但名声不太好。“我不想干，但组织上认为最信任的人才能当特派员，还是坚持让我干。”黎东汉说。
当了特派员的黎东汉保护了一批红军干部。红二方面军大电台有一个叫胡鹊的报务员，业务素质很好。黎东汉说：“他抄敌人的电报特别快，人也特别聪明，就是心直口快，所以二方面军的王特派员老和他过不去。”
１９３６年春天，胡鹊抄到了一个中央社的消息，说３２军军长罗炳辉被俘虏了，胡鹊就在吃饭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大家。
“当时３２军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大家都很关心。”黎东汉说，“结果王特派员说他蛊惑军心，非要枪毙他。”
黎东汉得知后马上以特派员的身份出面，把胡鹊要到了１８师小电台。
“我知道他是好人，不能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杀了。”黎东汉说，“结果他干得非常好，为我们抄了好多敌人的电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