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折射的其实是复杂的人际关系

　该给谁红包？红包里要包多少钱？收了人家的红包怎么还？每到春节，对一部分人群来讲，上述问题成为压在心头的“三座大山”。“我去年春节后一共买了5扎共50个红包，到现在只剩下4个了。”昨日，家住武昌工程营社区的白领陈小姐向记者感叹，过去一年用掉了46个红包，想来有些恐怖。（2月15日《长江日报》）

　　因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收入较高，走到哪里都有人领着小孩儿来拜年，所谓的拜年恐怕要打个问号到底是拜年，还是心里想讨个红包？因为没有经济势力派发红包，过年不回家，加入“恐归族”，红包在有意无意的绑架人们的生活。碍于“面子”，一次聚会发红包花了7700元，一年用掉46个红包，一年的收入也用去了一大截，对普通工薪族而言，这是个沉重的负担。因为派发的红包金额不一样导致亲戚猜疑，引发家庭矛盾，“红包文化”已经彻底走样。

　　客观而善意的看，农村人拉着孩子拜年变相讨红包，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不高，孩子生活艰难。这些可以通过平时媒体的报道可以略约知道一二。比如，农村孩子上学没有午餐；冬天，农村孩子衣着非常单薄；农村孩子因为家庭经济拮据或家中有人生大病而辍学；等等，诸如此类，十之八九希望“体面”的亲戚给孩子派个红包，让孩子高兴高兴，甚至借机解决燃眉之急，是情有可原的事。

　　但不论贫穷与富裕，也不论门庭是否对等，不论是谁，不论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倘若把红包金额大小记在心里，相互攀比，或者把收获红包当成另一种生财之道，客人派的红包金额高就高兴，派的红包金额小就闹意见，并以此衡量自己在亲戚心目中的地位，以此打量自己与亲戚的亲疏冷热关系，这种心态是值得反思的。

　　红包的本意是对孩子表示把祝福，希望红包给孩子带来好运，而不是生财之道，也不是衡量关系的介质，怎能对客人派发红包斤斤计较呢？但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不仅仅因为“面子”，还因为“里子”在追求物质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注重金钱和物质利益，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物化，因此可以说，红包走样缘于受到过于实现主义的“物化文化”冲击，导致精神和文化的迷失，一心向“钱”看了。

　　看看韩国的红包文化，我们应该感到汗颜。韩联社一项调查发现，韩国国民认为，给小学生的压岁钱，有55%的职员回答1万韩元（57元人民币）最合适。显然，50元人民币左右的红包才真正凸显文化意义，才算文化符号，否则就是变异。当然，中国的红包金额不断攀升，普通人感觉压力山大，与少数富人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其实富人帮助他人不应该坏了红包规则，玷污红包文化。这只因有的富人太俗，当下该反思了。